回看2007年，不难在以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为代表的文学创作中发现这样一道“风向标”：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把对现实生活的关怀与担当诉诸笔端，表现独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风云际会”。
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鼓与呼”
医疗与教育一向是极重要的国计民生大计。以扑向社会“敏感点”见长的报告文学作家们，将其在现实生活对这两个领域的观察、发现和思考诉诸笔端，体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在2007年颁出的第四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报告文学《天使在作战》是极少数评委全票通过的作品。
“天使”指的是医生，“作战”是同医疗腐败在作战。《天使在作战》的女主人公陈晓兰医生用十年时间同医疗腐败作斗争，先后打掉九种假冒伪劣医疗产品，使千百万病人免遭摧残，减少病人医疗费数十亿元。作品被评价为“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敢于秉笔直书，是近年来涌现的最具震撼力的作品之一”。陈晓兰医生表示，一直以来，她不断为维护医疗卫生事业的神圣和光明在努力，“现在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这力量是文学给予的，是作家的良心给予的”。
作者朱晓军则说，“这个奖与其授予我，不如授予陈晓兰医生。”真正的报告文学是来自时代前沿的、具有忧患意识和批判性的。报告文学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方式，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脊梁，不论什么时候知识分子都不能丧失良知和操守。
同样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新教育风暴》，则是作家王宏甲花了近十年时间、对中国教育现状作犀利分析与观察评价的作品。人们评价说，该作品全方位真实记述当今中国教育正在发生的重大转型，是唤起全社会共同努力、为国家推进这一伟大变革“鼓与呼”的生动读本。
“信息化时代的出现，决定了教育必然要发生划时代的巨变。”作家王宏甲说，“我关注的是中国的进步，只要看到什么对中国的进步影响大，我就想去写什么。”
关注外来务工人员的温暖与疼痛
外来务工人员进城，是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最重要的社会现象之一。数亿人口的农村劳动力大转移，带来了繁荣，也产生了“阵痛”。
从罗伟章的《我们的路》到荆永鸣的《北京候鸟》、，一些先知先觉的作家，开始关注外来务工群体。他们用悲天悯人的笔触，解读这一群体的命运，关注外来务工人员内心的温暖与疼痛。在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的5部获奖作品中，就有2部涉及于此。如邵丽《明惠的圣诞》写一个打工妹到了城市后尊严的丧失等等；而《城乡简史》则是“一部账本的丢失与找寻”引发的城市居民下农村和农民工进城的故事。作者范小青说，一方面想通过城里人的账本反映改革开放给城市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另一方面也想通过进城的农村父子，展现农村人对城市文明的向往和渴望。
范小青曾以擅描苏州情韵著名。但近几年来，写农民工的小说至少占了她创作的一半。这种变化正是源自生活。她说，“我们每天出门，满眼见到的，都是他们，我们的生活已经和他们分不开了，我们要吃干净的水，他们送来，我们有了垃圾，他们帮我们拉走，我们要住新房，他们造，我们要走宽阔的路，他们修，甚至我们的安全，也由他们来保障。他们成了我们中间不开分割的一部分。自从我开始注意他们，渐渐的，渐渐的，我的目光再也不能从他们身上走开，他们牢牢地吸引了我，主宰了我”。
令文坛欣喜的是，广东的郑小琼、浙江的陈永安等一批“农民工诗人”也拿起笔发出了“原汁原味”的声音。“今天我没有喝醉/一杯又一杯/都是昨天的光阴/多少劳累/多少认真和艰辛/酿成这一杯/过了新春/又要把青春/往漂泊里追/为一生的美……”这样的诗句，让人们切身感受到这些白天忙于生计、晚上栖身陋室的外来务工者也有着自己向往的精神世界。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恋曲”
乡村是常见的创作主题。而在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变革时代里，“那山、那水、那人”逐渐淡去的背景下，作家在创作中记叙山野自然、体察民间底层，便有了另一重意义，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所言：“在这种城市和乡村的分裂、对峙中，作家应该有自己的精神选择。”
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中，乡村“恋曲”俯拾皆是：
如归隐山林7年后，韩少功推出了他的散文集《山南水北》。作品讲述了作者在湖南泊罗7年的乡村生活，全景式地记录了他对山野自然的深入体察和对乡村社会的深刻感悟。评论说，“这是一本对生活与文化不断提出问题的书，是一个亲历者挑战思想意识主潮的另类心灵报告。”面对流行与浮华，韩少功仍然能够静心定气地回到曾经插队下乡的八溪峒，过起“融入山水的生活”，“自由且清洁”的生活。他自己修葺了房屋，搭起了鸡圈，垦地种菜，收获果实。他用自己的亲身体验认识自我，继而推广为认识中国，用理性的思考“在当代背景下发掘和重建了乡土生活的丰沛意义。”著名评论家李敬泽说：“一九八一年，韩少功写过一个短篇《飞过蓝天》，其中一个下乡知青急于回城而出卖了、枪杀了象征理想的鸽子，他仰望蓝天，扪心自问：‘你活着，你幸福吗？’现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山南水北》终结于仰望蓝天，而且，我们能够感到，多年前的疑问已经解决……”
如短篇小说《吉祥如意》写一个贫困地区的民俗生活，写出了这个地区人们生活和心灵的美好，写出了对理想的渴望和人际关系的融洽。评论认为，作者郭文斌以“优美隽永的笔调描述乡村的优美隽永，净化着我们日益浮躁不安的心灵”。
又如田禾在诗集《喊故乡》体现的对家乡深沉的爱，对乡村质朴生活的呼唤，被评价为“现代文明进程中爆发的热烈而深沉的乡村谣曲”。“别人唱故乡，我不会唱/我只能写，写不出来，就喊/喊我的故乡/我的故乡在江南/我对着江南喊/用心喊，用笔喊，用我的破嗓子喊/只有喊出声、喊出泪、喊出血/故乡才能听见我颤抖的声音。”这部诗集中的90首诗，几乎每首都是对故乡和故乡人民的“喊”，“喊出了故乡的品格、秉性、气质和精神；喊出了故乡的白天黑夜、春夏秋冬，父老乡亲、妇女儿童；喊出了故乡的柔肠九曲、仪态万方！喊出了故乡的质朴到佝偻、高贵地挺立的灵魂！”(评语)
他的诗不仅描绘了乡村的自然万物和民俗风情，也关注农村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和他们的人生命运。如写矿工“在煤里活着/在黑里活着。比黑更黑”；写矿难，“二百一十三名矿工/埋在了三千米深的漆黑矿井下”，这些挖掘者，“是熄灭的二百一十三盏矿灯/是眼前的矿难/是一次事故/是三万块钱/是一亿年以后的煤炭”。田禾说，“诗人创作的诗歌不但要与人肝胆相照，还要与这个时代肝胆相照。诗人要融入时代，贴近生活，关注现实，反映现实，用语言解析生命，用诗魂感知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