扰攘·纷争：“青年作家”郭敬明 秀场·明星：百家秀场和无法开张的红楼
文化人也许是平静和安详的，但是一旦文化人多了，凑成一个圈子，便再也不可能保持个体生存时的平静与安详。所以，文化圈注定充满扰攘。
无论有多少人质疑它的公信力，2007年度中国作家富豪榜还是在11月如期推出。年轻的制榜人在文章中像是在宣告或者说解释制榜原因：“放眼世界，发达国家的文化现实，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艺术和商业并非对立关系，个人创作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市场。饿得发慌寻求包养的作家们，对商业还有抵触甚至仇恨的作家们，不小心搁浅的文坛旗舰们，在改变自身观念的同时，必须开始思考如何才能创作出既被市场认可，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了。”
也许，他的心中真的是想要用这样一份榜单，激励中国作家走进强大的商业时代的洪流中。然而，上榜的人们从郭敬明到于丹到海岩，没有人明确地站出来表达对这个榜单的支持。虽然按照制榜人的理解，他们已经是商业时代所造就的富豪作家。
仍旧有人质疑，这个榜单数据的得来是否科学和具有公信力，仍然有上榜人公开表示，自己的收入与榜单中所标明的不相符。
作家们如此反应，使得制榜人的美好愿望甚至可以说是历史责任感显得有些轻浮可笑。这似乎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之一，很多时候，不被认可的文化策划，终将变成人们眼中的“炒作”，无论这炒作是实打实的，还是被人民群众认为的。
在这份榜单中，郭敬明因其“1100万元版税”名列作家富豪榜首。在制榜人的文章中，将郭敬明称为青年作家。
青年作家郭敬明加入作协是2007年文化圈内一件几乎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作为80后作家群中的翘楚，郭敬明以其特有的“45度角仰视华丽丽的忧伤”般的文字虏获着少男少女们的心，直到有一天，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也成为了他的“粉丝”之一。
正是在德高望重的王蒙以及评论家陈晓明的介绍之下，郭敬明成为了光荣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与他同时进入作协大门的还有张悦然、李傻傻等人。
然而郭敬明的受读者追捧，并不能抹去他身上的污点，被很多作家们耿耿于怀的“抄袭门”事件成为反对作协接纳郭敬明的最大理由。
陆天明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反对：“郭敬明加入作协是对作协的侮辱。”在陆天明们看来，带着抄袭污点的郭敬明加入作协，是对诚实写作的玷污。一向是非缠身的“小四”似乎又成了众矢之的，毫不出人意料，作为事件主角之一的郭敬明与以往一样，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他的沉默让人看到了与他的单薄身板极不相称的内敛与沉稳。
郭敬明们虏获了少男少女，王蒙虏获了郭敬明们。那么这种虏获能不能发生传递，将今天的少男少女引渡为他日的文学读者呢，王蒙的算盘打得山响，而希望却也渺茫。
2006年的十一黄金周，7天成就了于丹的大红大紫，整个2007，于丹身上环绕的光环仍旧炫目，于丹现象仍旧在燃烧。想要把于丹排除出2007年的文化圈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论语》之后有《庄子》，《庄子》之后有《游园惊梦》，于丹似乎是在有意与反对的声音对抗。你越说我糟蹋国学，把国学庸俗化，我越是要一本一本地推出我的书。
“我只是被时代和文化选择的小小符号。”于丹这样评价自己。那么让于丹这个小小符号散发光芒的就是那个叫做“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了。
如果要说于丹等人的讲座是文化快餐，那么这个百家讲坛就是提供文化快餐的制作车间。众多学者在这个演播室中粉墨登场，从孔子到唐玄奘，从《三国演义》到《红楼梦》，它所要做的就是在观众们拿着遥控器换到CCTV10的头几分钟之内就将他们吸引住，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把文化做成快餐似乎是上上之选。
于是，学术明星接连涌现，也许在象牙塔中默默治学若干年，都不及在央视上露个脸，从此一登央视天下知；于是，配套书籍一本接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不及嬉笑怒骂的哗众之作，从此功名利禄滚滚而来。
这就更像是一个局，我们每个观众都成了被快餐文化绑架的人质，起初我们迫于淫威，试图以沉默自保，接着，我们便身不由己地陷入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开始依赖这起初令我们痛恨的快餐文化并试图与它相依为命，当少数清醒者想要叫醒我们合力逃出铁屋时，我们似乎对于他们的警觉充满着不屑，这就是我们的悲剧。我们在快餐文化的浸淫中所有的文化敏锐都变得钝感，而文化学者们则也不得不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冲撞。在整个局中只有一个胜利者，就是《百家讲坛》自身。而这真是个最不好笑的笑话。
2007，笑话不止一个。折腾了快要一年的时间，北京电视台的红楼选秀终于落下帷幕，这个始于2006年8月的跨年选秀，按照主办方的说法，是要在人民大众和古典名著之间找到文化结合点。但是终于熬到选秀结束，人们却发现，这样一个为人民“喜闻乐见”的选秀，选出了人民不喜欢的“黛玉”和“宝钗”，而“宝玉”还不知道要从哪里“掉下来”。而最具恶搞意味的是，干脆到最后连导演都撂挑子不干了。
红楼选秀就像一个标本，它具备了中国目前选秀节目的所有恶质，同时也不可规避地走向选秀节目的最终结局。
2007年，选秀节目多如牛毛，湖南卫视和东方卫视通过举办选秀节目获得的巨大收益让别家电视台看得眼红，都想要在选秀市场上分一杯羹。于是“好男”、“快男”、“红楼”、“心动”……名称各自不同，炒作各出奇招，一时间江湖之上血雨腥风。
选秀类电视节目能否作为常态传播方式还值得我们探究，但是，毫无疑问的是，选秀节目疲态已现，2007或成中国“选秀末年”。
离去·纪念：诗人之死和王小波的永生
在这个年龄，诗来找他，像一个送葬的人。
面对敞开的坟墓，他醒悟，诗意像一道黑暗。
诗人，来自何方，去向何处？他写着遗嘱。
这是余地的诗，似乎也是余地的宿命。10月4日，余地在昆明家中自杀。
诗人为什么选择死亡？是内心对美的渴求得不到满足，还是对于生的恐惧已经压过了向往？因为他是诗人，所以人们想当然地用诗的思路想当然地解读诗人之死。
然而，余地的死仅仅是不堪生活的重压。
请原谅这种表述的冷血，诚然，面对艰难生活的无助会直接摧毁一个人生存的乐趣，而这无助则会催生对于生的厌倦，当一个世界被厌倦而了无生趣的时候，人也许就想要离开，尤其是一个诗人。然而这一切都不能成为放弃生命的理由。他放弃了对生命的守护，同时也抛弃了对于生命的承诺，还有责任。
我们无法苛责死者，那于事无补而且残忍，我们能做的就是善待生者，在他们还有生命的时候，能够保持对生命的渴望和对明天的向往。
2007年，不只余地选择了自杀。
12月5日，人大文学院教授余虹从自己居住的10楼跃下。
对于死亡，在《人生天地间》中，余虹写道：不错，你是要死的，你的死是不可替代的，因此，死亡启示你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的生命属于你，你应该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责，独立自决，而不要盲目地将自己委托给他者。死亡就这样一次次将昏睡于人群中的人唤醒，让他们回到自己并守护自己的自由，成为真正的自己。不错，所有的生物都是要死的，人也不能例外，但人死的方式是可以例外的，因为死是人特有的一种能力，而不仅仅是生命的被动消失。
自杀和写作，对于余虹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样的，都是从事研究的表达方式。
“在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他从高空坠落，像一片落叶？抑或一只飞鸟？”有人用这句话形容余虹的自杀。
在被媒体转述过很多次之后，这句话中所满含的哲学意味仍未有稍许削减。然而无论怎样的哲学解读都没有办法抹去这血淋淋的自杀带给人们的震惊和伤痛。
余虹的追思会明净而清澈，就像他所追求的完美的生活。
2007年，余地和余虹离开我们，而王小波则已经离开我们10年。
中国人喜欢把10年作为一个记事单元，或是纪念里程。于是，王小波撒手离去的第十个年头，人们的怀念似乎来得更加凶猛。对于小波，这个世界并不是温暖和热情的。在王小波活着的时候，生活是那么的寂寞潦倒。在他往生之后，却收获了对于话语的胜利。
当年，王小波的猝然离世，让我们迎来了王小波时代。如今，十年过去，王小波时代远未结束。只是，他已被他曾经如此尖锐地批判的东西所极度推崇，当他所嘲笑的变成了他最热烈的拥护者的时候，这究竟是胜利还是报复？
十年中，王小波并未从人们的视线中以及记忆中消失，他终于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文化符号。不断地有人加入到尊崇王小波的群体之中来。但是若小波还在人间，他怕是更愿意人们喜欢他如朋友而不是崇拜他如偶像。
当年，也许正是敢于打破偶像崇拜，并且公开地嘲弄一切偶像的王小波，获得了同样热爱自由的人们的热切追随，如今，这追随的队伍成分早已变得复杂。王小波被捧上高高的文化神坛，成为一些人标榜自身的符号。而所有符号都是单薄和荒寒冷硬的，就像这荒寒冷硬曾经夺走小波生命的世界。而小波就是这荒寒冷硬世界中迎着风悄悄开放的一朵花。只是，十年前，这朵花，缓缓凋零。
让我们欣喜并且深感庆幸的是，这花的形虽然泯灭，这花的“神”却在众人的灵魂中永生。
如今，王小波近乎成为一种暗号，众多同样厌倦荒寒冷硬，对这世界还存在着温暖诉求的人们，常常会用王小波作为相认的暗语。
而这些，也许是小波从未想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