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共和”这个话题，似乎寄托有太多的理想，人们对它冀望甚高，却难以在现实中得以实行。话虽如此，但人们对愿望寄予的美好想象，总有许多难以舍弃的情怀。《真假共和》一书，重温并论述九十多年前一场旧梦，围绕袁世凯、梁启超、孙中山三位政治强人来探讨当时的政治形态，分析阐释当年“共和”体制对中国所产生的冲击与影响，“在民国初年组党活动中，真正的灵魂人物是梁启超”，这或是作者对知识分子力求推动社会进步所作努力的观点，可知此书以史料为依托，展开“立宪”与“共和”思辨。

    对这段历史，早年李剑农著有《中国近百年政治史》、杨幼炯有《中国政党史》、邹鲁有《民初之国会》及谢彬有《民国政党史》等，皆对当时政治作有记录和思考。左舜生《宋教仁评传》与吴相湘《宋教仁为宪法牺牲》二书，亦为立宪或共和作有论述。只是这些书籍不大容易读到。

    《真假共和》书中最有趣的是在叙述史实，并将各党派政要进行对比，读来烟霞满纸，颇能领略历史的复杂背景。而论说则较弱，偶有精辟言论，如：“士大夫的自我改造和强迫改造是近代中国政治中最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应该了解士大夫的转型是近代中国一个很痛苦的过程。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却笼统地说成是知识分子问题。应该说清楚，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以及中西方现代的非政治性的专业知识分子，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发育成才，而士大夫都是政治动物。”作者以今天的视角对比中西，很能看到问题之关键。然而论说历史并不能够解决日后出现的问题，因此这些谈论，多有点事后诸葛亮的味道。

    作者在书中虽对“共和”剖析，却依然维系着武装暴力革命的立场。“辛亥革命党人其实是很温和的革命派，他们仍然保持着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在国家面临危机面前，希望迅速平息革命后的动乱，走上和平建设的道路。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信仰共和，但他们很快和前清立宪派人士在行为方式上没有多少区别。”以今天的眼光或思维方式对过去进行评判，虽能说出许多道理，但环境及时代的差别造成对历史的误读，即便没有超越意识，却不免纸上谈兵。从这个角度而言，将此书当作历史来读为好，不必关心作者在书里所发的议论。而作者自己亦云：“我们现代学者作为事后诸葛亮，在分析民初政治时，仍然是一笔糊涂账，众说纷纭。而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突然成了一个共和国，究竟是怎么回事，作为当事人，更是一片混沌。事变发生时，大家只能跟着感觉走吧。”这道出了肺腑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