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糊的大厦
在讲魏晋风度时我们已经提到，从“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时起，很多贤良才俊，都气不太顺，即使无法表示反对，也多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如阮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后来甚至修炼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而嵇康，跟曹魏宗室还有姻亲关系，更是引经据典，“非汤武而薄周孔”，暗讽夺位不正。
据《资治通鉴》记载：魏齐王曹芳被废后，囚在金镛城，太宰中郎陈留人(今开封陈留)范粲，辞职回家，再也不说一句话，直至老死村野，凡三十六年。三个儿子也不再读书，断绝同外界来往。当时的书为圣贤书，不像现在有《Playboy》什么的，越读越跟现实对不上号，也越痛苦，索性复古成原始人得了。
甚至司马家的人也有人鸣不平。高贵乡公曹髦被刺以后，司马炎的叔祖父、太傅司马孚把曹髦抱在腿上，放声大哭：“刺杀陛下，是我的罪。”末帝曹奂逊位后前往金镛城(在洛阳城北，奉为卫城后，改为关押要犯之地)，司马孚又是叩拜送别，紧握曹奂的手呜咽流泪，说：“我死那天，仍是曹魏忠贞不贰的纯臣。”
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个时候杀掉一批持不同政见者，是必要的。要不然天下汹汹议之，必然造成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不安。司马懿、司马昭时就大张杀伐，正始名士夏侯玄、何晏等跟曹家有些亲戚关系的，也被杀掉。曹魏时的头脸人物都被杀得差不多了。
但问题是杀掉之后呢？司马氏仍然拿不出有说服力的“主义”来统一思想，收服人心。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理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这也是司马昭一直迟迟不敢下手夺过皇冠的原因。
到了司马炎，心里也发虚。此前历朝治国讲求以“忠孝治天下”，为国尽忠，为家尽孝。而在晋朝，“忠”没法说出口了，只能提“以孝治天下”。因为一讲“忠”，司马氏就不能自圆其说。既然不讲尽忠，正面宣传、舆论导向作用就没有了。其后果的严重性不久就能看出来，胡乱一起，立即人心四散，各奔前程、各为其主去了。像王谢等有风向标意义的高门大族，也多是只知有其家，不知有其国。换个皇帝，换个朝代，照样锦衣玉食，小酒喝着，小肉吃着。
没有网罗到真正的持身中正、德才兼备的柱国之才，这不能不说是晋朝立国的最大缺憾。
比较有意思的是犍为武阳(今四川彭山)人陈密，司马炎诏为太子洗马，陈密不干，写了一篇著名的《陈情表》，上了目前的中学课本。大意是：您不是提以孝治天下吗，好，我奶奶病了，我得侍奉她老人家，反正我就是不入朝为您服务。
武帝接表后也是哭笑不得，可又说不出什么，还得准其所陈，嘉其孝义，发个奖状什么的。
——只是，我有点儿不明白：现在的中学课本上这个，到底提倡什么啊？
如上所述，一些大才被杀了，还有些没被杀掉的俊秀之才，都躲到一边去了，或谈玄说妙，或放纵诗酒，或沉溺于濠濮间想，与鱼同乐。还留在朝中的，要么是些在曹魏时代即党附司马氏的结党营私之徒，要么就是见风使舵、铤而走险的宵小之辈，要么就是宗室后党一派，另外再点缀些道貌岸然的花瓶之士。以这些人参政谋国，武帝司马炎也真是晦气当头了，只是他身在晦中不知晦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