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驾轻就熟的工笔描绘以理性的大刀阔斧书写新作
在中国的文坛里，王安忆算不上大红大紫的人物，但却一直稳坐潮头的位置，从《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前两年备受影视追捧的《长恨歌》，王安忆一再以自己的作品，提醒大家自己的存在。
与创作的频频“发言”相反的是王安忆行事的低调，这位上海女作家的“难搞定”程度，在媒体圈中一直有耳闻，有人认为不亚于歌坛的王菲。电话中，王安忆的声音显得非常年轻纤细，让人一时间很难和贯穿她的新作的那种不露声色的理性的心灵解剖者的形象以及她略显严肃的照片上的形象重合为一体。
作为“海派文学的传人”，王安忆时常被拿来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她似乎一再想要与张爱玲“划清界线”，而且不太喜欢提到那部被认为“最像张爱玲”，并引起各种争议的《长恨歌》。确实，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差异，虽然同样是拿着一枚做女红的“绣花针”，但王安忆和张爱玲“绣”出的上海，呈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风情。而这次，在新作《启蒙时代》中，王安忆存心抛开自己驾轻就熟的工笔描绘手法，而以理性的大刀阔斧式的描写来呈现两个“少年革命家”的精神成长史。她离张爱玲更远了。
“这个小说我写得比较辛苦”
《启蒙时代》是自2003年小说《桃之夭夭》后，王安忆三年来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她用一种缀满细节的思辩语言，描述了1967年至1968年底，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思想成长历程。
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笔下的这几个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艰深的著作和语言，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他们的精神思想在磨难中坎坷地成长。对王安忆来说，这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记者：《启蒙时代》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男性，这与您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新的视角是一种有意进行的尝试吗？特别是小说更多地着重于人物思想的成长，这会不会给写作带来一些困难，比如人物心理的揣摩？
王安忆：我以前确实是蛮少写男性的，因为我是女性，对女性有些偏爱，我觉得女性比较有感情色彩，作为书写对象而言，比男性更有审美资源。男性往往是比较社会化的，他们比女性更早地在社会舞台上活动。这次之所以写一个男性，可能是因为题材的原因。这次我想写的是一种思想或精神的成长。
这个小说我写得比较辛苦，因为不是自己驾轻就熟的那种题材，而且把思想作为写作对象是很困难的，不像情感，有很多动作可以外化。所以小说的难度，不仅来源于主人公是男性，主要还是因为题材。
“《长恨歌》并不能证明我什么”
让王安忆的粉丝们争论得最不可开交的一个问题是“王安忆与张爱玲文风的异同”。有网友认为，王安忆的上海比张爱玲的要真实可感一些。而有人认为：“王安忆和张爱玲是不同的,张爱玲用她冷漠的眼看着上海的繁华,从那繁华中看到的是缝子里的脏污。王安忆不同,她是在回忆,回忆就不免会加上点似真似幻的唯美色彩。都是写上海,一个是透视，一个是平视，角度不同；要看完整的上海，那不论是王安忆还是张爱玲，她们的东西都是有失偏颇的。”
记者：您近年来写的一些小说，除了《长恨歌》以外，似乎有一种轻故事性的倾向，特别是短篇小说，都有点类似散文，连《遍地枭雄》这样故事框架极富有传奇性、故事性的作品，也都带有了某种短篇小说的味道。这次《启蒙时代》，故事本身也没有很出人意外的地方。不知这是不是您有意形成的一种特点？
王安忆：上海是我唯一的写作源泉，我只能尊重这个事实。如果只能写上海的话，就必需挖掘这个城市的资源，对于上海来说，小市民的生活是那么巨大的源泉和材料，你怎么能无视它的存在？所以，这个小市民的写作，以后还会继续的，不可能改变。
我的小说，向来没有太多的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特别是短篇小说。我之所以对生活的传奇性不那么迷恋，这跟我的审美有关。我觉得有些美感，是存在一些微妙的细节处的，剧烈的事件，太外部化，太表面了。另外，这和我的能力也有关，我不擅长于宏大叙事。只有《长恨歌》是个例外，所以才会被影视看中。其实，《长恨歌》刚写出来时，有五六年是没有人理的，书也卖不动，直到2000年以后，才开始被人注意。我的书，一般卖到30万就到头，但《长恨歌》一印再印，而且又是电影又是电视。其实，影视把这本小说异化了，把里面最最通俗化的成分，畅销书的成分给夸张出来了，这是个例外中的例外，所以几乎不能用它来说明我的什么。
记者：陈村曾经说过，上海的女作家只能在张爱玲的阴影下写作，您会有这种感觉吗？
王安忆：张爱玲对我来说，给我的感觉不是阴影，而是启示。因为“五四”时期的左翼作家，他们对生活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只关心思想，希望启蒙民众，所以小说写得都不好看。而张爱玲是一个很奇怪的人，一方面，她喜欢鸳鸯蝴蝶派的东西，她喜欢生活，这和小说的兴趣是一致的。但她的小说和鸳鸯蝴蝶派也不同，她关注人生，关心普世，所以，她的作品丰富了“五四”时期的文坛，她在左翼作家的象牙塔作品和鸳鸯蝴蝶派的庸俗化作品之外，另辟了一条新路。“五四”的作家中有了张爱玲，如同有了沈从文一样，从此情况很不一样。
关于写作：其实我的很多小说很有幽默感
记者：作家王朔对您的新作品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启蒙时代》，写得真是太棒了。王安忆以前的作品写得也好，但是很少有幽默感，这次有了幽默感，而且还是冷幽默。”您怎么看他的评价？
王安忆：其实我的很多小说是很有幽默感的，大概王朔没有看过。我倒不觉得我在这个小说里有什么幽默感，恰巧，这个题目还是我写得比较紧张的，因为它不是我驾轻就熟的题材，而我又给自己那么大的任务，所以小说写得不是那么松弛。不知道他怎么看出冷幽默来，这得请他来解释。
记者：《启蒙时代》里的那种生活场景在亲历过那种时代的人看来，可能会激起怀旧的涟漪。但是对现在的青年人来说，这部小说可能显得遥远而陌生，毕竟，几十年过去了。您觉得对于他们，《启蒙时代》能启到什么样的“蒙”？
王安忆：其实我认为，至少在50年甚至更长的一段时间内，人的成长、生活、需要，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本质区别。也许在外部，具体的东西变化了，但人的内心都是一样的。
如果现在十七八岁的年轻人看这部作品，觉得里面的人物比较遥远陌生的话，可能是我做得不够好，因为写作的人，其实都是想在瞬息万变的生活里找到不变的。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外部的世界，可能和南昌他们不一样，但内里其实还那样。在南昌的时代，他们的思想受到很强大的限制，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能够自由表达了，但其实也是会被一种同样强大的意识形态暗示得非常严重的，比如，我们的传媒都在以一种强大的声音暗示他们，怎么样生活是现代的，怎么生活是幸福的，暗示在每一个年代都有，而且年轻人都特别容易接受。所以，思想的成长，在现在的年轻人和我们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中，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关于同行：80后作家都挺不好惹的
王安忆过着极其简单而“规矩”，按作家陈村的描述，一种“农民”的生活。“她早起早睡，上午写作，下午不知在做什么，晚上一定去陪父亲吃饭。她每天如此。一样事情，每天如此是很难的，只有她能做到。她大概也是最后的小说家了，以后没人这样做小说了。”
记者：您出生于写作家庭，母亲茹志鹃，父亲王啸平都是作家，在您的“启蒙时代”，他们对您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影响？
王安忆：我是个很小就丧失教育的人。我只上到小学五年级，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学。如果不是有这么一个家庭的话，我也许会连字都认不全。父母亲的这个家庭对我的写作起了一种熏陶作用，因为家里总是有书，也有阅读的习惯，我想不起来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读书的了，好像是与生俱来的事情似的。
妈妈最初其实并不赞成我写作，她不希望我搞意识形态的东西。妈妈是写作的，她觉得写作很辛苦，而且回报非常不可靠，不是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的。尤其是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写作受很多事情的约束。可是后来不行了，“文革”开始了，我连中学都没有上。后来，妈妈看我实在没什么指望了，没有一技之长，就说，你或许可以写点东西吧。那时我已经20岁出头了。她对我写东西还是有点信心的，我在外地农村插队时，她很喜欢看我写的信，说我的信写得生动。于是我就开始写作，她也帮我联系过一些杂志。但我很快就脱离她的帮忙了。
记者：她比较喜欢您写的哪些作品？
王安忆：她对我后来的作品都觉得不错。但她一般不会事先看我的稿子。我妈是1998年去世的，在她最后的五六年里，她完全像是一个读者在读我的作品。她的评价也是非常独特的，只是“好看”或“不好看”。
记者：她的作品风格对您有什么影响吗？
王安忆：当我开始创作时，正好处于一个反叛的阶段，对我母亲这一代的人写作的作品，都有一种反叛。觉得他们这么重视思想观念，写作写得那么紧张，对生活的采写也那么挑剔，可是对我们来说，生活中处处的东西都是可以写的。但到今天，我已经到了当年他们创作时的年龄，回过头来再看他们的作品，才觉得他们真了不起，他们在那么强大的限制下，竟然有那么美好的表达。不光是我母亲，还有孙犁、赵树理等这些人，我都是后来才开始理解的。
记者：80后作家的代表人物，比如韩寒、郭敬明等也生活在上海，您与他们有交往吗？
王安忆：我和“80后”没有交往，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挺不好惹的。这些人不好惹，因为已经发生过好几次“事件”了。所以我对他们很谨慎，敬而远之。
作家简介
王安忆，1954年出生于南京，1955年随母到沪。1970年赴安徽插队落户。1976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
著有《雨，沙沙沙》、《流逝》、《小鲍庄》、《小城之恋》、《锦绣谷之恋》、《神圣祭坛》、《叔叔的故事》、《69届初中生》、《米尼》、《纪实与虚构》、《长恨歌》、《遍地枭雄》等数百万字作品，以及若干散文、论文等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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