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前《读书》杂志主编携自传参加书博会，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郑州书市期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的《知道——沈昌文口述自传》全国首发，本报记者在郑州市上岛咖啡馆完成了对沈的专访。刚坐定，满脸坏笑的沈公递上名片：一张剪自废校样的薄纸片，正面画着沈昌文的漫画像，写着“废纸我卖”。见到沈公，记者才彻底相信，他确实如媒体所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老顽童”。他说自己的一生可用20个字概括：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贪污盗窃”、“出卖情报”、坐以待“币”。
浸淫图书、杂志出版界50年，沈昌文被认为是出版界泰斗、文化界元老、思想经纪人。从上海低级妓女聚集区的银楼小学徒到原三联书店总经理、前《读书》杂志的主编，他演绎了一出传奇般的人生大戏。年过古稀，沈公却像年轻人一样总是背着背包往来酒吧咖啡馆，包里必备三样东西：U盘、MP3和记录各类饭馆地址的记事本。
当年沈昌文（右二）和编辑部同事在一起
“当年讲庄子的老前辈与于丹小姐不一样”
沈昌文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想界的亲历者、推动者，是思想解放与思想启蒙的见证人。郑州全国书市期间，他的第一本口述回忆录的出版，对出版界、知识界、文化界来说，意义重大，成为全国媒体追逐的焦点。本书的记录整理者张冠生先生，是民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做过费孝通先生多年的秘书，书中同样记录了很多民盟的也是中国的重要的知识分子的坎坷经历。
沈先生在书里不仅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而且讲述了他的前辈的故事，如陈翰伯、陈原、吕叔湘、冯亦代、史枚、李慎之先生等。《知道》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一个行业的故事，而且是一群人的故事，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王蒙5分钟吃完大闸蟹
沈昌文被尊称为沈公，他则自嘲为“不良老年”。他喜欢张罗饭局，邀请学者们下馆子，边吃边“挖思想”。有人形容他孩子气，有人形容他邪气，但无一不被他自然流露的大家之气所折服。
“我经常靠吃饭跟作家交流，这是三联老前辈的传统。”沈昌文说，他后来为联络作家，就组织了读书服务日，每个月喝一次咖啡，开头经费困难。“当时有位企业家牟其中每个服务日都来，走时悄悄留下一张支票在柜台上，谁知道他后来出事了。”沈昌文戏谑似的自嘲称，“这样的‘骗子’越来越少啦！”
沈昌文还讲起在书市签售新书的王蒙的趣事。“有一天请王蒙吃饭，买了300元钱的大闸蟹，谁知道王蒙5分钟就嚼着吃完了，他不是慢慢把肉剔出来吃的。我后来知道，不能请河北人吃大闸蟹，我以后再请他，就把肉剔出来放在盘子中。”沈昌文风趣地说，自己做编辑不易，还要了解作家的饮食习惯。“王蒙就在隔壁，他知道后该说我讲他笑话了。”
《知道》中的冯亦代漫画像
吃促成了越秀学术讲座
在中国，谈出版，谈读书，就不能不谈沈昌文。20多年前，经沈昌文手进入中国的《情爱论》、《宽容》，开启了一代中国人的思想闸门，其影响之广泛，至今余音不息。
沈昌文是一个好玩的老头，谈起出版和文化名人，他对吃喝依然兴趣盎然。“以前开设越秀讲座的时候一两个月来郑州一次，自称郑州通。我喜欢‘捣鼓’，在郑州发起越秀学术讲座是从三联老前辈那里学来的。”
“首期请一位老前辈讲庄子，肯定跟于丹小姐不一样了。当时丁聪也非常支持越秀讲座，因为在越秀能吃到地道的上海菜。”沈昌文回味着请名家讲座的故事，“如果说吃促成了越秀学术讲座，我觉得很丢脸(笑)。以后，我就不断请海内外名人来讲座，现在这个名单很值得纪念。当时余秋雨崭露头角，我就弄他过来讲，费老也来过五六次，之后费老又请来一批知名人士，几乎代表了当时北京、上海和海外各个领域的头面人物。”
对话沈昌文——
从业50年最重“卖菜(蔡志忠)和捡金(庸)”
靠假证明进人民出版社
广州日报记者：您能否给读者谈谈您的身世？
沈昌文：父亲是上海大户人家好吃懒做，一辈子没有做过事，一天到晚只是抽大烟。于是家道迅速败落，3岁时，父亲去世，我和外婆、母亲以及姐姐一起躲债逃到上海。由于母亲认定家道中落的原因是嫁错了上海人，宁波人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从小在上海的宁波圈子里长大。虽然家里一贫如洗，但外婆还是认定好人家的孩子一定要上最好的学校，于是我冒充一位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亲戚的孩子，得以进入上海工部局子弟学校——一个由英国人办的学校里上学。亲戚姓王，所以我读书时的名字实际上是“王昌文”。13岁时，我又冒充宁波人，开始了在南洋桥一家宁波人开的银楼里的学徒生涯。
《知道》中的陈翰伯漫画像
广州日报记者：您与三联书店有着注定的缘分？
沈昌文：其实我和三联根本没有缘分，当初我报考三联，人家根本就不要我，这完全是阴差阳错。
1951年，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校对，我去报名。通过一个文具店的同学，帮我印了一批信纸，并刻了一个图章，写上“上海《学习报》社，兹推荐本报记者沈昌文”。其实所谓上海《学习报》纯属子虚乌有。但也许是这一招奏了效，最后我竟然被录取了。几个月后，我被从上海派到北京工作。我捡起了自己半吊子的俄语，不但自学还开始试着翻译前苏联著作。
有惊无险的校对生涯
广州日报记者：那您是如何进入三联的呢？
沈昌文：做校对时，我曾把“抗美援朝”错成“援美抗朝”。不过，最惊险的一次是1953年的“洗澡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我怀着一种虔诚的心理，把自己曾经做过的“所有丑恶的事情”一股脑儿说了出来，包括如何隐瞒“学徒史”造假开证明，包括为了挣钱上学曾帮资本家做过假账等等。结果思想汇报交上去后，不久人事部门找我谈话，认为我“历史太复杂”，准备将我辞退回上海。
然而这时，我翻译的那两本书出版了，而且被时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的王子野看到，他推翻了人事部门的决定，不但没让我走，还把我调到了身边当秘书。当时的人民出版社下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三块牌子，所以我实际上已经迈进了三联书店的门槛。
出版生涯“卖蔡”起家
广州日报记者：您觉得您在出版社的50余年做过哪几件事情对文化出版界有着巨大的意义？
沈昌文：其实这50年我就做了两件事,那就是“卖菜(蔡)和捡金”。
有人说我是卖蔡总经理，就是卖蔡志忠的书。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开始密切，我把我的副总经理董秀玉派到香港，做香港三联书店的经理。这样，我们就把蔡志忠漫画垄断了，全部我们出版，并且将他的版税存到三联书店，用他几百万的版税买了房子，给三联书店做职工宿舍。蔡先生觉得很好，也很支持我们。所以，三联书店内部叫我“卖蔡”的总经理，说我“卖蔡”起家。大陆的知识分子普遍太缺乏过去的国学基础。我后来很奇怪，“蔡志忠热”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很多人通过蔡志忠来了解国学的启蒙。
捡金就是联系金庸。金庸的武侠小说开始时是我联系，后来已经不是我当家了。金庸是罗孚先生介绍的，他们是好朋友。1989年，我到香港，老罗给我郑重介绍，金庸很重视我，谈了很多条件。可是那一年内地多事，我忙于这里的事情，也就搁置了金庸的事情。后来等我退下来，董秀玉主持工作的时候，又重新跟金庸提过去的事情。所以，金庸的收入不在我任内，我任内是“卖蔡”。
一生得意两本书
广州日报记者：主持三联书店期间，您做得最得意的是哪些书？
沈昌文：我编书编杂志喜欢用的方式是：提供有关的材料，让读者引起种种想象，由此产生了某种想法。要说我主持三联书店期间做的几本很得意的书，我认为一本是房龙的《宽容》，印了15万册，一本是《情爱论》，印了120万册。
这要感谢李慎之先生，李先生有一个非常好的观念，叫做向后看。改革开放后大家都在了解西方、学习西方，学术界都在向前看，看到西方最近在搞什么，我们得赶紧跟上去。可是李慎之告诉我，你不要向前看，而要向后看，因为我们落后，我们走的是西方走过的路，人家商品经济已经搞了多少年了，我们才搞多少年，商品经济引起的种种问题人家都经历过了。
金克木站门槛上
也能说15分钟
广州日报记者：您主持《读书》期间正面临着人们思想的大转变时期，你们是如何引导思想大解放的？
沈昌文：《读书》的主张是陈原老总主张的，我觉得很受教益：要有思想性，要有启蒙，可是绝对不能说教，而是要有可读性。他认为文章要短，不能超过三千字，后来我接手后改为不能超过五千字。当年像金克木、张中行写的文章的确是又有思想解放的内涵，又不是说教。那时我们不登论文的。
大家说当年的《读书》如何如何，其实不是我们有能耐，而是我们当年形势有利，多年不开放，大门忽然敞开，金克木、张中行、钱钟书这些老知识分子憋了很久，第一次得到讲话的机会，金克木简直有写不完的文章，他说你们一个月才发我一篇，我一个月至少写四五篇。找金克木去谈事，在门口已经握手告别了，在门槛上他还要跟你谈15分钟呢。钱钟书也有讲不完的话，滔滔不绝。张中行也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