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甸甸的秤砣上，隐隐约约好像有1958的字样，那可是个大炼钢铁的年代啊。老农手里的这杆秤是怎么打成的？又是怎么保留下来的，又是怎么送给文化站长的？想来他也秤过一些废品站里难得的旧书刊。

    我最大的财富是十年农村生活送给我的精神矿藏。我的书架里藏有许多插队岁月留下的已经发黄的照片、日记、信、邮票、车票，还有这杆历尽沧桑的榆木秤。

    从1970到1979整整十年，我作为每天报酬只有8分钱的插队知青，与最底层的农民日夜相处的时候，我知道每逢农历初五、十、十五，他们总要考虑是不是去赶集。是去章广、还是去界牌、永宁？是赶头小猪，还是提筐鸡蛋，去换取一台小收音机、一袋袋细糠、一瓶瓶煤油、一块块豆腐。这时候就离不开秤。有秤的家庭算是家境不错的。知青总是向他们借秤。

    这杆秤就是我在低垂的星空下，即将离开一片荒凉的定远县时，深夜独守的文化站陈站长送给我的。他说:“到上海后，是找不到这么短的秤的，而且路上也好带。”

    那年头，他就用这杆短短的秤星只标到10斤的秤，在他的大茅屋里，在打水需深深弯下腰的井台旁，来买农民自留地里种出的萝卜、青菜、山芋干和黄豆的。

    我常常去他那里聊。在他那里，常常用来包货的一堆报纸会透露早已过时的消息。墙根下农民的那一排土大碗，盛满了比风沙更多的惆怅。我无奈中难免抬头望望偶尔飞过的一只小鸟，也衔不来明天的晴朗。只盼来呼呼的北风啊争先钻进泥垒的破墙，我抱着吱吱哑哑的收音机，单调中进入了自嘲的梦乡。几回回数着墙洞外稀疏的星光，只记得门前屋后的野草，没日没夜地在冷寂中疯长，而我难熬的饥饿，不仅仅因为缺少青春的口粮。

    人生和乡村都是一片空白，除了茫茫黄土啊还是黄土茫茫！没有一对疾驰的车轮来演绎山沟里的速度，也没有自己的秤来复校偶然从集上买回来的豆制品。

    今天，妻子会开玩笑地秤秤买回家的蜜枣、糖炒栗子。我却总是用它再秤那些插队岁月。秤杆翘起，我的眼前是:为了找一本老作家的旧著，得翻过多少道乱石山岗？多想吹一曲俄罗斯的名曲啊，口琴吹出的却是小村庄一个个漆黑的晚上。也许，许多同龄人也是这样苦熬寒窗。陈站长，多谢你赠我一杆称，让我记住那个不寻常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