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驾轻就熟的工笔描绘以理性的大刀阔斧书写新作

    在中国的文坛里，王安忆算不上大红大紫的人物，但却一直稳坐潮头的位置，从《雨，沙沙沙》到《小鲍庄》，再到前两年备受影视追捧的《长恨歌》，王安忆一再以自己的作品，提醒大家自己的存在。

    与创作的频频“发言”相反的是王安忆行事的低调，这位上海女作家的“难搞定”程度，在媒体圈中一直有耳闻，有人认为不亚于歌坛的王菲。电话中，王安忆的声音显得非常年轻纤细，让人一时间很难和贯穿她的新作的那种不露声色的理性的心灵解剖者的形象以及她略显严肃的照片上的形象重合为一体。

    作为“海派文学的传人”，王安忆时常被拿来与张爱玲相提并论，但她似乎一再想要与张爱玲“划清界线”，而且不太喜欢提到那部被认为“最像张爱玲”，并引起各种争议的《长恨歌》。确实，由于文化背景和时代的差异，虽然同样是拿着一枚做女红的“绣花针”，但王安忆和张爱玲“绣”出的上海，呈现出的却是截然不同的风情。而这次，在新作《启蒙时代》中，王安忆存心抛开自己驾轻就熟的工笔描绘手法，而以理性的大刀阔斧式的描写来呈现两个“少年革命家”的精神成长史。她离张爱玲更远了。

    ■“这个小说我写得比较辛苦”

    《启蒙时代》是自2003年小说《桃之夭夭》后，王安忆三年来推出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她用一种缀满细节的思辩语言，描述了1967年至1968年底，南昌、陈卓然、海鸥等几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年轻人的思想成长历程。

    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笔下的这几个年轻人狂热迷恋马克思艰深的著作和语言，在真实的世界里逐步去发现理想与空想的区别，从热衷于生硬的教条到自觉地去感知有温度的生活。他们的精神思想在磨难中坎坷地成长。对王安忆来说，这是“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

    记者：《启蒙时代》的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男性，这与您以前的作品相比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新的视角是一种有意进行的尝试吗？特别是小说更多地着重于人物思想的成长，这会不会给写作带来一些困难，比如人物心理的揣摩？

    王安忆：我以前确实是蛮少写男性的，因为我是女性，对女性有些偏爱，我觉得女性比较有感情色彩，作为书写对象而言，比男性更有审美资源。男性往往是比较社会化的，他们比女性更早地在社会舞台上活动。这次之所以写一个男性，可能是因为题材的原因。这次我想写的是一种思想或精神的成长。

    这个小说我写得比较辛苦，因为不是自己驾轻就熟的那种题材，而且把思想作为写作对象是很困难的，不像情感，有很多动作可以外化。所以小说的难度，不仅来源于主人公是男性，主要还是因为题材。

    ■“《长恨歌》并不能证明我什么”

    在百度上的“王安忆贴吧”里，让王安忆的粉丝们争论得最不可开交的一个问题是“王安忆与张爱玲文风的异同”。有网友认为，王安忆的上海比张爱玲的要真实可感一些。而有人认为：“王安忆和张爱玲是不同的,张爱玲用她冷漠的眼看着上海的繁华,从那繁华中看到的是缝子里的脏污。王安忆不同,她是在回忆,回忆就不免会加上点似真似幻的唯美色彩。都是写上海,一个是透视，一个是平视，角度不同；要看完整的上海，那不论是王安忆还是张爱玲，她们的东西都是有失偏颇的。”

    记者：您近年来写的一些小说，除了《长恨歌》以外，似乎有一种轻故事性的倾向，特别是短篇小说，都有点类似散文，连《遍地枭雄》这样故事框架极富有传奇性、故事性的作品，也都带有了某种短篇小说的味道。这次《启蒙时代》，故事本身也没有很出人意外的地方。不知这是不是您有意形成的一种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