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贤作品:《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天安门》

王明贤著作

    ■编者按

    4月28日到5月19日，北京墙美术馆推出了一个特别的展览———《失踪的美术史记忆：王明贤当代艺术+收藏展》。王明贤不是什么著名画家，他的“正业”是学者，研究建筑，做建筑展的策展人，同时以研究“文革”美术知名。

    所谓“失踪的美术史”，指的就是“文革”美术史。展览呈现了王明贤收藏的部分“文革”美术作品和资料，还有大量展品是他利用“文革”美术素材或经典意象进行的绘画创作，比如在中国古画、西方名画上加个天安门、宝塔山，颇为“后现代”。

    “文革”美术有独特审美取向、社会价值和历史遗产，可惜，“文革”美术研究，至今在中国还是一块荒地。王明贤是拓荒者和坚守者，收藏与研究并行。他说：“艺术史如同思想史、科技史一样，是研究人类精神历程不可或缺的学问。以严肃的史学态度来研究文革美术史，填补空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学术工作。”

    失踪的历史，正等待我们去寻找。

    ■人物小传

    王明贤，中国文革美术专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对新中国美术史、建筑美学、中国当代建筑有专门的研究。曾任1999年UIA国际建筑师大会中国当代建筑艺术展秘书长，1999年中国青年建筑师实验作品展策展人，2005年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执行小组成员，2006年威尼斯双年展第10届国际建筑展中国国家馆策展人。

    著作：《当代建筑文化与美学》（合编）、《中国建筑美学文存》（主编）、《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合著）等。

    ■几十年后，他在一本德文画册里，发现了三岁时的涂鸦

    与“文革”美术结缘，还得从王明贤和美术的缘分说起。他生于福建，母亲当过美术老师，家里有许多上世纪50年代的美术杂志。家里兄弟俩，哥哥很早就因为母亲的熏陶而开始画画，也由此熏陶了比之小四岁的弟弟王明贤。三十多年后，在北京潘家园，王明贤淘到了一本德国出版的中国孩子的画册，上面有他7岁哥哥的作品，还有王明贤的涂鸦之作———该作品被命名为《中国古代骑士》。

    “文革”期间，上初中的王明贤跟随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的佘楷模老师学习素描和水彩。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街道文印厂工作。在工厂里，他每天打交道的，无非“刻蜡板、刻文字、刻商标一类的事儿”。

    中学时候，王明贤希望自己学得专业一点，正规一点。于是他跟着福建师范学院艺术系谢投八教授的学生学习。上世纪20年代，谢曾留学巴黎朱利昂美术学院，学习了6年。据说在谢的眼里，徐悲鸿的素描也只是“速写式素描”。

    “他自己的确画得厚实深入。我们对谢先生的自然主义素描颇感兴趣，一个石膏像也学着抠半年。这种素描和社会上的不同，社会上在画大型宣传画。”后来回想自己的发展，王明贤说，发现自己有些东西完全是“反”过来的：“文革”期间我醉心于画水彩风景画和石膏像；当时流行的小说、电影大都没有看过，而是在读外国小说，比如《安娜·卡列尼娜》。

    1978年3月，王明贤下乡，几个月后报名参加高考，顺利进入厦门大学中文系。“我当时也考了美术系，但不抱太大希望，考美术的人太多，很多考生已经搞了多年创作。恢复高考以后，文化课考试很正规，艺术专业招生则比较混乱。1977年、1978年招生出现了一些奇怪现象，有些不太会画画的学生考上了大学，真正画得好的没有考上。当时有一种说法：‘列宾来参加高考，未必就能考上。’”

    ■都是求新的现代派，老师一讲古典主义，就躲在教室后面睡觉

    上大学之前，王明贤已经看了很多书，“其实懂得不多，但是很狂妄，对于老师讲的内容十分不屑。”当时，厦大中文系的老师还是老一套的讲述方法，强调主题、文章的结构等等。“整个学术氛围偏于保守，没有新的文化观念。”    

    在二十世纪80年代初期，“王明贤们”都是一些求新的现代派，“当时恨不能把一切传统都摧毁”。当年老师讲古典主义的时候，他们都躲在教室后面睡觉。“老师讲的书我都看过了，好像什么都懂，但不是太深。80年代前后，外国现代诗歌传入中国，还有一些现代派的东西，我很有兴趣，就去看。我觉得‘新旧’可能是一个挺暧昧的词。”

    那会儿，“朦胧诗”已经开始流行。“我不是通过正式印刷品看到的‘朦胧诗’，而是通过一些地下油印报刊如《今天》看到的，这些油印报刊现在已经非常珍贵了，是‘星星画会’的画家设计的蓝色封面。”

    对王明贤产生影响的，除了现代诗，还有现代绘画。“比如说毕加索、马蒂斯的作品。我也画画，是瞎画，如果画出来的东西很平面，就会很高兴。”当时，王明贤接触到的艺术理论并不多，都是那时比较流行的，比如说康定斯基的《点、线、面》、阿恩海姆的《艺术与视知觉》。“文学著作也有一些，但是现在回头去看，那些著作都不是太重要。”

    现在重新审视当年对“现代”的那份兴致，王明贤归结于“文革”中所形成的叛逆心理：“认为宣传的东西都是假的。当时许多朋友都喜欢‘地下’的东西。‘文革’以后，这种叛逆心理促使我去叛逆正统艺术。面对主流文化，比较自觉地保持一种警觉，对官方的东西、老师讲的东西嗤之以鼻。”

    在那期间，他陆陆续续接触了一些画家。“好多是浙江美院的老师，比如说洪清，他是潘天寿和刘海粟的学生，画过一批水粉画，作品很现代，影响很大。1981年，浙江美院的朱金楼教授住在我家，许多朋友都过来座谈。他是非常出色的一位老师，但是被错打成了右派，浙江美院的许多青年画家都是他发现的，我曾跟着他一起在泉州写生。”

    ■听建筑讲座时，感觉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1982年，王明贤从厦大毕业，分配来到北京。“作为78级毕业生，我们那时的分配名额是很多的，比较热门的是银行之类的单位。而建设部跟建筑有关系，我想这和美术还沾点关系，正好也没人跟我争，很轻易就来了。”

    如果说，由于家庭因素，他天然地打开了美术这扇门，那么建筑这扇门，则是他“和美术沾点关系”的念头打开的。“《建筑》不是一本学术杂志，是本红旗杂志、机关刊物。”在此之前，王明贤建筑方面的知识不多。刚去《建筑》时，编辑部要他负责杂志的“建筑文化”、“建筑人物”部分。“当时我一看还有意思，就把中外建筑史的书拿来看了一遍，后来开始对当代建筑理论感兴趣，就是所谓的‘后现代建筑理论’，中国的‘后现代’就是从建筑领域开始的。”

    刚到北京时，西方现代建筑史权威、同济大学的罗小未，和西方现代建筑理论权威、清华大学的汪坦等教授，在北京天文馆做讲座，介绍国外建筑思潮。“听讲座时我感觉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比纯粹读他们的书更有收获。他们的研究几乎与西方同步，讲得也非常生动。”

    王明贤初涉建筑界，开始只是学习，后来就发表文章了，还结识了许多当代建筑师。1986年8月22日，当时很有影响的建筑评论家顾孟潮，与王明贤一并，召集成立了“中国当代建筑文化沙龙”，不定期地组织沙龙内外的学术活动，把全国进行建筑理论研究的中青年理论家请来。

    “其中许多活动，与‘85美术运动’的一些活动是对应的，但也有不同之处。美术家群体主要从事创作，我们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当时《中国美术报》上有许多专题讨论都是我们这个沙龙的成员参与的。我真正感兴趣的不仅是美术问题，我对‘85美术运动’中美术界、建筑界、文化界之间的联系更感兴趣。”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建筑被放到了工科院校里面，变成了和文学、艺术、文化无关的东西。而王明贤说：“我努力把建筑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

    ■一些老先生很不认同中国青年建筑师作品展，甚至怀疑我是收了钱才把他们推出来的

    1987年，高名潞和王明贤、周彦等人一起，筹备编写《中国当代艺术史1985-1986》。这本书总结了1985-1986年的美术运动。“几个人凑在一起，大家都很忘我。艺术家把许多原始资料提供给了我们，都是第一手的。”这本书1988年写完了，结果出不了，直到1991年才面世。

    编书的过程，给王明贤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美术界的机会，他也接触了很多青年艺术家。“那时候，大家物质上都比较贫乏，骑着自行车来聚 4 4||-Y-Y/O/O 0E0E会。大家曾经在理论上对建筑艺术做出过很多试验探索，当今房地产业如此繁荣，算得上是实验的最佳时期，却未见有什么不错的东西出来，大家心思似乎已经不在这上面了。”谈及此，王明贤眼圈都红了，“当年在我家下碗面条，都吃得津津有味。现在那些人好多都已资产过亿，那种快乐却不复存在了。”

    1993年，王明贤调到《建筑师》杂志，这是中国唯一关注建筑理论的学术杂志。因为这杂志一年才出6期，而且不会带来很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出版社就尽量削减人力成本，于是人越来越少，最后就剩下他一个。孤军奋战，他坚持了近10年。“我不仅当它是职业，而是当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每年都有一两期是关注中国建筑界最重要的问题，杂志一出来就会对中国建筑界的影响很深远。”他们曾经出过一期研究国外优秀建筑师的“专号”，“鸟巢”设计者赫尔佐格就是在那时被《建筑师》第一次介绍到中国的。

    “当时真的很想把它做好。但是整个中国的建筑学界太困难了，后来我一个人搞也觉得很累，就逃跑了。”王明贤自嘲地笑道。一连三四年，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不能看书、不能写文章，这是他不能忍受的。2002年，他调往中国艺术研究院。

    尽管如此，欣慰还是有的。1999年，在世界建筑师大会期间，中国艺术研究院与中国建筑学会在中国美术馆共同主办当代中国建筑艺术展。组委会希望能展出10件探索性作品，使展览更新鲜，更有吸引力。王明贤决定推出中国青年建筑师作品展。“当时一些老先生很不认同，甚至怀疑我是收了钱才把他们推出来的，这个展览差点没有办成。五六年的时间过去，当年参展的青年建筑师基本上都已经是建筑界的明星了。”

    这些年来，王明贤一直致力于推出一批中国的青年建筑师，为创建中国新的城市和文化提供一批人才。“我们不光著史，还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对我们来说这是活生生的历史”。

    ■上世纪90年代，他就可以花一千块钱，去买“长得像废品”的东西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明贤的生活中，除了当代建筑研究，还有一条“主线”是对“文革”美术史的研究。在国外学术界，他更多地被认为是一位“文革”美术史专家，只因为他与人合著的《新中国美术图史1966-1976》是国内唯一一本“文革”时期艺术史的著作。他自己也开玩笑说：“要是我的资料库被烧了，‘文革’美术就会缺失了，1966年到1968年这一时期的美术活动信息在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其实我们在编写《中国当代艺术史1985-1986》时，就接触到许多新中国美术史的资料，我只不过把时间继续向前推了。那时候就想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美术史》，但是后来没成功。我看了‘文革’时期的美术报纸后很兴奋，就下决心专门去找，不惜重金收了回来。”

    那会儿，他在古玩市场搜集“文革”的资料，几乎每次去都有新发现。而在国内，这方面几乎没什么人去研究。“好多批评家也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有些人可能参加了一些活动，可能有某个兵团的东西，但是他们的资料不可能这么全。《美术战报》、《美术风雷》的全部资料我都找到了，这样找一条‘文革’美术史的线索就相对容易得多。有人说，‘文革’在中国，而‘文革学’在外国。我收集了一些资料，特别是1966年到1969年的，那时是‘文革’初期，国内一片混乱，史料几乎没有保存。”

    王明贤夫人说，最开始他完全拿的是家里的“口粮钱”，上世纪90年代，王明贤就可以花一千块钱，去买“长得像废品”的东西。说起当初，他现在还是满心兴奋。“真的难以想像，当时怎么那么多宝贝，每次都惊喜不断。”

    在他看来，搜集“文革”美术资料，乐趣和价值类似于搜集错版邮票。“我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它不是没有艺术，而是有着它自己的艺术特色和新的艺术美学。”王明贤说，“重拾失踪的‘文革’美术图像的碎片，重新进行建构，就有可能形成历史和当下的对话。”他称自己所做的，是艺术领域的“考古学”工作，同时有所谓“艺术地质学”的意义。

    现在，他家资料实在太多了，就一月花两千块钱租了套两室一厅存放。“这些资料要有很好的保护条件，像油画，不能老是打开的。有时被人家说，你这些东西不能这样放，我都很惭愧。”

    参观王明贤的珍藏时，他打开一本画册，看毕我准备帮他合上，他赶忙说：“别，待会我还要来看看。平常也不舍得常打开。”提起四年前在搬家途中遗失的一块宝贝门板，王明贤心疼得不得了。早年他买来的“长得像废品一样”的东西，有的在拍卖行已经身价猛涨至千万倍。“我不打算卖，最初买下就没想过是为了日后挣钱。如果成立一个相关的博物馆，我就捐了。”

    王明贤最想做的，是把他“文革美术”的藏品以电子版本呈现，来方便需要研究的人。他说，他不相信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艰难地重写历史，是为了尊重历史，剥去一层层包在外面的装饰，发现里面的内核。”

    在他租用的储藏室里，有一室的“储藏”，关乎王明贤美术创作的梦想。那是一间简陋的画室，他结合艺术史的收藏和研究，投入了绘画创作，作品不仅具有“文革”艺术考古学的价值，而且显示了当代艺术新的观念和智慧。

    近年来，这批作品中有对历史的反思，如《卫星图》、《真实历史：20世纪60年代现代化故宫改建规划》、《梁思成大屋顶悲剧》等；有被称为“艺术地质学”研究的《宋徽宗瑞鹤图中的天安门》、《金色秋天中的宝塔山》等；也有对中国当代艺术趋势思考的《安迪·沃霍尔的中国结婚证》、《和塞尚玩中国牌》等。其中一部分是选择性地“放大”他所收藏的红卫兵漫画，有意地强化了那遒劲有力的红卫兵图像风格。

    这些批判已经时过境迁，留下的是对“文革”传统的反讽，但这些作品还留给观众会心的一笑，这一笑则渗透着许多对当下的感悟和嘲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