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梁申奥日记》资料图
题记
这是一个不需要介绍、大家都知道的名字——何振梁。
他不喜欢被介绍为：“中国奥运之父”、“北京奥运会申奥功臣”。
他爱听的称呼是：“奥运志愿者”。他说他甘当一辈子奥运志愿者。
这就是他歇不下来的理由——79岁的年纪，依然担任国际奥委会文化与教育委员会主席、北京奥组委顾问、北京奥组委执委。那边刚刚推出46万字的新书《何振梁申奥日记》，这边又在积极锻炼身体，为了在奥运圣火回到北京的时候当一名“有精力又有体魄”的火炬手。
他一定忙坏了。我并不是体育条线的记者，却在一周内连见了他两次。都是出版界的事情：一次是7月19日的《何振梁申奥日记》首发式，第二次是7月24日的《奥林匹克宣言》传播委员会成立仪式。他的助理、北京奥林匹克文化促进会秘书长郭鹏告诉我：“他太忙了，睡眠也很少。”
我向何振梁求证：“您每天睡几个小时？”
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整天都在休息。”乐在其中的他，竟把忙碌当成了休息！
所以，他的精力没有减少，减少的只是头发。
他的助手体恤他的辛劳，帮他推掉了很多媒体的采访要求。我趁着两次亲见他的机会进行采访，见缝插针提问。他的坚定、忠诚、谦逊、正气，深深地感染了我。
奥运开幕式点火方式符合所要传播的理念
文汇报：在火炬传递过程中，我看您去了很多地方，把从圣火盆点燃的火炬交到第一棒火炬手手中，有人称您为“圣火使者”。
何振梁：我一直在关注火炬传递，也去了国内的一些传递城市，包括澳门、三亚、海口、武汉等等。
文汇报：火炬传递在您眼里，一定不只是“气氛”二字，您如何理解它的深意？
何振梁：火炬到了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就等于有了向全国、向全世界展示地方人文、地方发展、地方人民精神面貌的绝佳机会。
但火炬传递在任何一处，有一种意义是共同的，那就是传递和平、友谊、希望、光明。
文汇报：在申奥成功后不久，您就表达了您最大的心愿：当一名火炬手。您能实现这个心愿吗？
何振梁：到现在为止，我得到的消息是，奥运圣火回到北京的时候，不是8月7日就是8月8日，我可以跑一段，这样我的心愿就会了了。
文汇报：现在外界有猜测，说您是开幕式上点火的火炬手，也有猜测姚明、刘翔的。我这么问您，算是打探小秘密吗？
何振梁：别看我是北京奥组委顾问，但我还真是不知道谁去点火，怎么一个点法。保密工作就要保密到这种程度。这样很好，否则让我知道，一不小心说漏嘴，就麻烦了。
不过，我这里有一个观点，不管是谁去点火，并不是因为这个人优于其他人，而是刚好这个人能更好地体现我们要传递的信息和传播的理念。
像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最后引燃巨型火炬的是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射箭选手雷波洛，为什么选他，因为想传递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一种关爱，同时又盛赞自强不息的精神；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身患帕金森症的拳王阿里颤颤巍巍地点燃火炬，所有人都为阿里面对疾病的坚毅所打动；2000年悉尼奥运会让一个土著的运动员来点火，这对弥合社会矛盾和不和谐起了很好的作用，从那以后，澳大利亚整个社会对土著民族的态度、看法有了很大变化。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由谁去点燃火炬，这要看我们想传播什么理念。
文汇报：季羡林先生提了一个建议：开幕式上应该出现孔子形象。您同意吗？
何振梁：孔子是全世界闻名的人物。中华民族在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上，有很多标志性的人物和标志性的事件，要把他们一一表现出来不容易，只能选取其中的一些。怎么选，怎么表现，怎样把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办成最能体现中国博大精深文化底蕴的一次盛会，我也不知道。但一定会在展现悠久历史的同时，展现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的巨大成就。
公开日记让大家了解申奥成功来之不易
文汇报：为什么要用出书的方式公开日记？
何振梁：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目的只有一个，备忘。忙的时候寥寥数笔，把很复杂的事情一笔带过。但即便这样，我每年都可以用掉好几本日记本。
有些朋友通过不同途径向我提出，希望我能把日记中与两次申办奥运会有关的内容摘录出来，原汁原味地显示北京申办奥运会的整个历史进程。
我仔细考虑后同意了这个建议。理由很简单，申办历程是中国体育史上的重要篇章，也是我国伟大转折时期甚具影响的一个侧面。我有道义上的责任把个中的起伏曲折，为何如此艰辛，又为何胜得如此辉煌，与大家分享。
文汇报：我看书中摘录的日记是从1990年邓小平询问北京是否已有决心申办奥运会开始，经过第一次申办2000年奥运会，中间的停顿，一直到第二次申办2008年奥运会成功。您除了希望读者了解这个过程，还希望这本书能体现什么其他价值？
何振梁：火炬在境外传递的时候，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情况，包括藏独分子的抢夺，某些机构、个人或媒体的曲解或者攻击等等。我们很多人觉得意外，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整个申奥过程中，这种事情是不断的，除了这些事情，还有其他的事情，明的暗的都有。
这本书就记载了一些类似的事情，通过它，人们可以更深地理解申奥成功来之不易，更多地了解国际形势，更清楚地明白中国所处的位置、所具有的影响，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更出色地办好奥运会，更好地建设祖国，同时让全世界更加理解中国。
文汇报：近年来，已有多位从事过申奥工作的人出版了他们亲历申奥的回忆录。您的书与他们的书相比有什么特点。
何振梁：我的纯粹是日记体裁，只是记录自己所办的事情和感受，用以备忘，并不是官方的正式记录，既没有关于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决策经过，也没有讲述为申奥无私奉献的同事们的业绩，必然挂一漏万、一鳞半爪，局限性很大。我只能说，我的日记记录了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的心声，并不都是欢乐的，有很多是很伤脑筋的，但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的虚假和夸大。
最近，有些人出了与奥运相关的其他的书，大家都在写，这就能从多个角度多个侧面，使申奥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得以以更丰满、更为生动的方式呈现给读者。
呼唤更多驾驭国际事务的人才
文汇报：您既是体育工作者，又是外交家。应该说，您是一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国际交流专家。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储备充足吗？
何振梁：假如说有不足的话——我已经呼吁多次，中国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不能单纯地被动地去参与，而是应该积极参与，绝不去做霸权主义的事情，绝不去向别人发号施令，但也不能听别人随意摆布——这样的话，就一定要参与游戏规则的制订。要参与，我们并不是缺乏人才，而是缺乏有知识水平，又有交际思维、活动能力并且熟练掌握语言工具的人。
这个我们非常吃亏。不讲其他，光说体育界的例子：我们乒乓球、羽毛球水平那么高，又那么普及，其中肯定有很多好的东西值得到世界上去推广，但恰恰我们出不了去推广的人才。
我在想，是不是培养人才的机制上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如果大学仅仅培养考试高分的人，这些人不懂国际知识，在国际事务的处理上一筹莫展，那我们怎么去和世界对话？
文汇报：您指的国际知识是什么？
何振梁：我们强调接轨，“轨”在哪里？你如果连“轨”是什么、“轨”在哪里、这个“轨”是不是合理都不知道，你光是盲目去接行吗？
如果发现这个“轨”不合理，不适合我们，那是不是应该让这个“轨”有所改变呢？谁去改变？怎么改变？
这就需要一批人，我很高兴看到香港特区的陈冯富珍担任了世卫组织总干事。是不是我们内地没有这样专业知识水平的人呢？不是。那么她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语言、沟通能力、活动能力。
当今时代，不可能锁起门来发展，必须要在很多领域参与国际交流，这就不仅需要外交人才，还需要既有专业知识又有交流沟通能力的，能在更高层次驾驭国际事务的人才。
我现在看到有些学校开始和联合国进行一些交流，这样培养的青年人才可以很快融入国际社会中，我很赞成这种教学方式。
在申办奥运会过程中尽心尽责是仅有权利
文汇报：凭借您在国际奥委会的地位、威望和影响，您的经验和语言能力，您两次参加北京申办奥运会，两次担任申奥投票中方陈述人，为北京申奥成功立下汗马功劳。应该说，称呼您为“申奥功臣”是名副其实。
何振梁：我担当不起。申办成功的荣誉属于党，属于祖国，属于人民。
中国人的奥林匹克情结很浓，也有历史基础，百年前就有了天津报纸上著名的“奥运三问”。全国人民那么支持奥运会，这是申奥最强大的力量。当然，如果只有人民支持而没有强大国力也是不行的。把前后两次申奥作对比，第一次虽然取得了国内人民和西方有识之士的支持，但总之在国力上还不如别人，再加上政治上受到质疑和干预，所以与成功擦肩而过。8年以后，我们经济发展令世界侧目，社会全面进步，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赢得了世界的认可和信任，所以顺理成章、当之无愧、当仁不让地成为第29届奥运会东道主。第二名得票与我们相比差56票，这是创纪录的，国际奥委会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在莫斯科申奥成功后，北京奥申委举行新闻发布会，记者问我个人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为我的人民感到自豪。”这话是发自内心的，不需要经过任何思考。
文汇报：您作为体育外交家，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让大家都很感激。
何振梁：这是我应该做的。和全国人民为申奥付出的巨大努力以及老同志们付出的巨大心血相比，我所做的微不足道。尤其是我在这个位置上，不去做就是失职，做不好就是辜负人民委托。申奥委员会的人和我一样，尽心尽责是仅有的权利，而没有任何权利去出错、懈怠。
大家给了我很多荣誉。其实，我只是作为一个体育工作者在为运动员们摇旗呐喊，在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争取有更好的发挥。谁都明白，在体育方面，你这个国家有多少个体育工作者，人家不会在意，但是如果你有很多个世界纪录，很多个世界冠军，人家就会看到你的实力，你才会更有影响。
文汇报：您最喜欢人们称呼您为“奥运志愿者”，那么您在志愿服务奥运方面正在或者还打算做什么？
何振梁：我现在名义上还挂着北京奥组委的顾问和执委，但是我知道奥组委里面年纪轻的人都非常能干、非常聪明，我对他们表示敬意。目前，我能做的不多，如果大家需要我就某一问题提供一些信息或者想法，如果大家需要我出面去做什么事情或者出席什么活动，我都会效劳。
奥运会留下的精神财富比什么都重要
文汇报：7年前，您在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最后陈述中表示：“如果你们把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荣誉授予北京，亲爱的同事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7年之后，北京将让你们为今天的决定而自豪。”现在可以说，北京已经实现了当初的承诺。
何振梁：国际奥委会也十分满意。他们用3种颜色给各项考察内容打分，绿色表示没问题，黄色表示要注意，红色表示问题严重。以往各届，很多城市都有很多黄的红的，而北京大片的都是绿的，个别有一两个问题起先是黄色的，后来也慢慢变绿了。
文汇报：北京和其他五个协办城市，在城市建设和体育设施上，有了特别大的一些改变，对这些改变，您7年前想到了吗？
何振梁：我没想到会改变得那么快，发展得那么好。这次我到青岛去，发现近两年那里变化太大了。
相比视觉上的、物质上的变化，有一些人在概念上的变化则显得有一点跟不上。动不动就说“东方的巴黎”、“东方的威尼斯”，世界上其实有几个城市能像上海、像北京这样发展呢？我们有的时候是“身在此山中”，“山”中发生了那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思维、意识、看法却还停留过去，认为外国的东西都比我们好。外国确实是有好东西，但我们中国也有，而且一点都不少，我们要有这样的自信。
奥运会固然可以留下一些硬件，硬件是财富，但软件即在精神上留下的财富比什么都重要。比如：绝不骄傲自大，我们还需要继续谦虚谨慎地学习；但我们同时也有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能给今后的发展带来新希望。
文汇报：我前些天观看了由您题写片名的电影《筑梦2008》，它谈了从申奥成功7年来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您曾在2006年3月做客文汇报“文汇讲堂”时提出了一个担忧：怕中国的观众仅仅对我们自己国家运动员喝彩、鼓掌，而对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譬如在篮球比赛中外国运动员罚球的时候，发出怪声干扰人家。您如何评价今天的北京人、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和文化素质？发生变化了吗？
何振梁：我觉得这几年的“迎奥运、树新风、讲文明”的宣传非常成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心、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大大优于从前。这就说明奥运会确实是可以对社会起促进和推动作用的。
奥运会马上就要开幕了，我希望老百姓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真正体现我们作为优秀礼仪之邦的传统，同时又体现现代社会应有的礼貌和心胸。我相信，奥林匹克精神会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精神面貌的感染，这不仅会在中国产生十分巨大的作用，世界奥林匹克发展也会受到难以估量的影响。
文汇报：据我所知，您前后4次在国际奥委会竞选，有3次得了全票，可以看出，您的人品服人，人缘也很好。另外，我还知道，你前后放弃两次竞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的机会，为的是多赢得国际奥委会委员对北京申奥的支持，可见您的心胸。当今社会，有很多人很功利，您对他们会有些什么忠告呢？
何振梁：有一次我接受杨澜的访谈，她说从你的话里可以听出来，您应该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说是，我有我的理想，一个人如果光有物质没有理想，就等于没有灵魂。
两次放弃竞选国际奥委会副主席，也许有人会说我傻。但个人得失和北京申奥相比，根本不算什么。我放弃的是竞选，得到的却是一大帮支持北京申奥的朋友。
如果社会上都是一些功利的人，没有不考虑或者少考虑功利的人，那么我们怎么为国家为社会做事情呢，国家和社会怎么发展怎么前进呢？
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让功利去控制你的生活，而是要去思考一个人活着干什么，在世上经过一辈子以后要回过头看看，我到底留下了哪些有意义的东西。光有房子、车子，别人怎么样却死活不管，这不是正确的人生。
让我高兴的是，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自发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体现了对受难者的体恤和关爱。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那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能考虑为社会为别人做点什么，国家才会更好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