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传》第二部26日重庆首发———

“孰能无过？孰能免祸？”26日，王蒙携《王蒙自传·大块文章》亮相第17届全国书市，在该书首发式上，他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这句话，作为新书的“注脚”。

这是他自传“三部曲”第二部，据王蒙说，这也是自传中让他“最犯难”、分量最重的一部。该书记录了王蒙1976年到1988年这12年的历史，“我要写中国的改革开放，怎么一步步走过来的”，且“在用一种非常善意的、全面的、理智的心态去回顾”。

■“这个坛上，真正搞作品的爬格子的而且爬出点名堂来的并不是特别多，议论、说法、是非、计较却实在不少。”

该书写到了他与曹禺、巴金、冰心、艾青等数十位作家所打的交道。他说，书中人名非常多，“有些没提，就写了‘某人’，提得太多不方便”。王蒙现场打趣“欢迎读者来猜”。“全部猜对的，免费送五本签名书。可不可能谁都猜不对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有猜对的时候。”王蒙自称，“写这本书时，尽量超越一己之私，出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不争论，让大家来讨论。”

在该书涉及的12年里，王蒙经历了四次“文代会”和“作代会”。他说：“许多词变成中文后，会发生质变，‘专业作家’四字便是一例。”他认为“文坛”二字“江湖气太重”，“咱们重视文学，支持文学，文学连带着名利，至少是饭碗。”

在王蒙看来，“这个坛上，真正搞作品的爬格子的而且爬出点名堂来的并不是特别多，议论、说法、是非、计较却实在不少。”他提到一位“老大姐”的名言，“原来是丁玲压在我头上，现在想不到又有个杨沫压在我头上。”

■纠正200万“版税”说法：“是订金，书卖得不好要退给人家。”

26日，王蒙提起那12年，称是他写作上最要命、最要紧的“喷发期”。但担任文化部长期间，他偏重创作诗歌。究其缘由，王蒙自叹“有点对不起诗人”：“主要是因为写诗歌，字数短，旧体诗更短，相对比较没压力。”

这时，王蒙强调，“在中国，确实有人当着当着作家，就去当领导了。但他不是。”他说，自己的政治生涯始于文字活动之前，1949年后曾在北京东城干过团委工作，只不过1956年后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创作上而已。他曾为了卸任国家对他文化部长的任命到处奔走。1988年10月1日，王蒙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1989年4月任期满4年之后，能够离开岗位。“在西方的发达国家，鲜有作家从政。只是在第三世界国家，作家从政的积极性相对较强。”

现场有记者提及他《自传》200万元“版税”的说法，王蒙纠正道：“不是版税，是订金。如果书卖得好，就归我了，卖得不好，还得退钱给出版社。”他在感慨“市场的评价和艺术的评价是两码事儿”时，补充道：“你写的书没人看，你要说有什么社会效益也是白说。”在他看来，市场、艺术价值得兼得，《红楼梦》是个比较好的例子，只可惜曹雪芹那会儿没有“版税”这一说。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