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
昨日下午，上海市作协主席王安忆莅临“2008年法语周”特别活动，在上海市作协大厅与法国女性作家葆拉·康斯坦、马克丝·蒙内展开对话，探讨女性文学话题。
王安忆的长篇小说《长恨歌》，近日刚巧被译介到法国。说起自己的代表作，王安忆言语之中颇具温情：“女性出嫁就是归宿。婚姻很重要，足以影响女性一生。在小说中，我就一直想把王琦瑶嫁出去，最终却没能嫁掉。”
婚姻是女性的归宿
“小说家很少想到什么主义，她们想到的总是生活。”聊起女性文学，王安忆想起了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汀，“她的作品，关心的总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女人嫁出去。我们中国话就说，男有分，女有归。女性出嫁就是归宿。”她坚持认为，婚姻对女性来说真的很重要，足以影响一生。王安忆还颇为感慨地说：“在《长恨歌》这个小说里，我就一直想把王琦瑶嫁出去，最终却没能嫁掉！”
以后再也不“怀旧”
王安忆认为，很多读者其实一直对《长恨歌》存在一种误读，就是出于想象认为小说写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其实，小说涉及的是四十年代的上海。”王安忆坦言，这个年代是她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就是她写得最糟糕的。
王安忆指出，小说关于这方面的描述充满了今天对上海想象的时尚理解。“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一部分已经成为上海的旅游指南，但是我真的知道这部分写得不够好。从这也能看出我不是一个对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有想象力的人，我必须去写我有经验的事情。为了躲避这样的空想，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去写了。”但王安忆始终不能接受由于这个误解而带来的另一个误解，“就是《长恨歌》看起来像是一部言情小说。”
我对上海别无选择
长期生活在上海，上海对王安忆而言已经成为一种“别无选择”。“如果我能够选择的话，也许就不选择上海了。”王安忆解释说，上海对于一个艺术家而言，其实并非最好的舞台。“这个城市的历史太短促，还来不及成熟她的文化和语言；中国的书面语又是北方语系，上海话根本排不上；城市里物质太多，离自然也太过遥远。这些对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先天缺憾。”
王安忆也表示，她已经在上海住惯了，不愿意到别的地方去。“甚至我去任何地方，都会去寻找那里与上海的相似之处。这对我来说，真是一种矛盾的处境——我只能够用上海的材料来制造非上海的故事了。所以，只要有人要求我对上海发言，多数都会被我粗暴地拒绝。”王安忆还表达了自己对于城市现状的感触，“上海越来越大了。我在《长恨歌》里写鸽子，其实麻雀却比鸽子多得多。我们写作有时就是为了解脱沮丧，为自己的内心创造更好的环境。”
不断更新写作细节
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有过一句名言：“写作就是细节的不断更新。”王安忆就是这句名言当之无愧的实践者。
“也许女作家都有这种个性，都会对生活中的细节感兴趣，喜欢从局部的细节进入写作。”王安忆说，她在初涉写作之时，不会放过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细节，“这样写作的好处在于会很生动，坏处就是担心会被细节湮没了真相。有一度，我的作品由于拥塞了无数细节，甚至被批评为‘琐碎风’。为了应对这样的批评，我就在写作中对每一个细节都进行解释，但最终发现生动性由此丧失了。所以，我的写作后来就成为训练自己去选择生动、简单、明喻而非暗喻的细节。我每天坐在书桌前，就是在挑选细节、创造细节，这恐怕会成为我一做到底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