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鹿，人们就会很容易想起：聊斋中的梅花鹿，化成仙子，有情有义；圣诞节里与圣诞老人一起飘然而至的驯鹿，温顺祥和；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之上的长颈鹿，机警但又憨态可掬……然而，在和平的年代里，有一只鹿人们常常想不起来，它产于华夏中原——几千年来仅此一只，既尊贵又娇气，只能圈养于都城皇宫——那就是象征皇权的中原之鹿，在每一朝代帝国即将瓦解的时候，它就甩掉金贵的衣着，撒野于城镇村舍，荒郊野岭……人人争而逐之。于是，一时之间，狼烟四起，豪雄并争，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其苦状﹑痛状﹑哭状﹑惨状甚至悲壮，状状目不忍睹。

因此，在这只鹿惹祸的背后，不能不引人们严肃而又深刻的思考。

众观中国历史，每一朝代文明似乎都要遵循着一条定律：从咿呀学语的诞生到蒸蒸日上的壮大，再从辉煌的巅峰跌落到覆灭的谷底。然后在历史的尘烟中，或留下残垣断壁在诉说着尘埃落定之后的荒凉与孤寂；或在岁月的涤荡中烟消云散淡然无存——当然，面对这种朝代文明的劫难，有人会说——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无需痛心疾首，也无需沉思默想。是的，历史犹如大浪淘沙，后浪推前浪，谁也无法把历史定格在自己的模式之内，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但是，在历史的进程中，这种劫难所带来的灾难，是任何一种文明群体所不愿看到的——因为伴随着朝代文明所创造的众多物质财富，也眼睁睁看着随之灰飞湮灭。对此，历史上即使是空门佛主或玄道天尊也会黯然伤神，悲痛欲绝，号召自己的弟子还俗入尘，加入到拯救财物与苍生的行列。

这一条怪圈似的动荡轮回定律（暂且称之），在中国的历史上，上演了无数次。可是，没有一次有谁能把它放在心上——即使有人提起，旋即被人忘却。于是，便有中国历史上跌宕起伏的朝代更替：由秦至汉，再有汉到三国两晋南北朝，接踵而来的是隋唐五代十国，随后从宋元明清至民国。同时，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几乎每一个朝代都在天怒人怨之中，顷刻分崩离析，从而历史步入战乱纷起，群雄争霸的时期。对此，历史学家称之“中原逐鹿”。可怕的是：人们曰之“鹿”，仅仅醉心于它能给予捕获者及其子孙后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而往往忽略了它凶险的另一面——不管你得到还是没有得到，都意味着巨大的灾难。

不是么？得到者满心欢喜，大摆庆功宴，犒劳三军将帅及功臣谋士。然后把它圈养起来，供一己或一家之人，先后轮流把玩观赏。问题就出在：一己之人或许有经国济事之雄才伟略；一家之人里面就难免有个把蹩脚的孬种，也有主宰赏鹿的机会，让鹿逃出皇宫大内，流落于天下——或许并不是孬种惹的祸，而是这鹿娇贵，在皇宫呆腻了，也想到村镇乡野，舒筋活骨，换换口味。于是，祸及孬种一族，也殃及黎民百姓。因为在原来的土地上又重新开始与前几轮没有多大区别的新一轮的逐鹿游戏——极其残酷又十分悲哀。其残酷在于：这种逐鹿游戏是在集团与集团之间展开的斩草除根式的兵戎相见，非要把敌对的集团从自己的视野内永远抹去不可。于是，处在集团与集团夹缝之间的黎民百姓，生灵涂炭在所难免；而在这块土地上，历朝历代普通百姓用智慧和血汗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也被摧毁殆尽，类如阿房宫香消玉殒。其悲哀在于：每隔几百年，甚至更短只有几十年，整个民族，就要陷入轮回大动荡——不仅剧烈到翻天覆地，而且短则持续几十年，长则上百年。同时，似乎整个民族永远没有智慧摆脱这个轮回怪圈的纠缠，只能任其摆布折磨，只能在其中苦苦挣扎。

因此，这种历史轮回悲剧，不仅仅是皇家个人恩怨的报应，而是整个民族的不幸。

也因此，不得不折服于西人在政治上高瞻远瞩的智慧与博大坦荡的胸襟。

在雅典的政治领袖里，有一位名叫伯里克利的，在一篇著名的演说辞中说：“……政治不是为少数人独占，而是为多数人共有。任何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一个人的才能超过众人，我们就给他很高的地位。假使有一个人能为国家做事，虽然出生贫寒，但我们不能因此阻断他的仕途……”。由此观之，可见：政治为多数人所共享而非个人私产，这一政治理念，在西方由来已久。

于是，其追逐最高政治权利的精神和方式，与国人大相径庭——假如也把最高政治权利比作“鹿”，那么其高明之处在于：定期把鹿从皇城国都主动地逐出，有意让其奔走于乡野，穿梭于城镇，并告之于该国公民，人人尽可逐之——至于鹿由谁捕获已不重要——因为只要是该国公民也只要其遵循逐鹿原则，足矣。

不是么？不管由谁捕获，决不意味你一己或你一家，可以完全把它占为己有。因为整个社会或整个民族已经形成一个共识：鹿属于大家，大家也该定期逐鹿。因而，人们可以用投票的方式，温和地来表决一届政府的去留。从而，有效地跳出了轮回动荡的怪圈。

因此，两种逐鹿方式，孰优孰劣，不言自明。

也许国人的逐鹿方式已属历史，被尘封在历史的记忆里——犹如妖魔鬼怪被锁镇于道教圣地龙虎山，再没有哪位敢像《水浒传》中的洪太尉去误走它！
2000-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