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我只听说过“牧羊人”，“放牛娃”，但在我的生活和记忆里，却实实在在有个“赶鸭郎”。
说起这个赶鸭郎，我不得不回到那难忘和遥远的日子里去。
1980年春天，我在南京师大毕业，被分配到一所远离常州城的中学做孩子王，赶鸭郎便是我的学生。我们的师生之情，也就从此开始了。
当我第一次走上讲台，向孩子们灌输思想和文字的时候，我便发觉，赶鸭郎是个“怪才”。他尖尖的下颚，小眼睛小鼻子和小个子小巧玲珑。他聪明好学，活泼自信，他的作文特好，总是透射出一股灵气。
噢，对了，赶鸭郎是个男孩，他叫高三山。
我本不太幽默，可是，这个小男孩常以幽默之词来逗我引我，试图为我单调枯燥的生活制造一点快乐。
在我的语文课下课后，他会对我说，高老师，你粗看上去挺忠厚，其实很凶狠，这大概就叫做人不可貌相。
我笑了，回敬他一句，你乍看个子挺“短”，但肚子里疙瘩很多，就像东洋鬼子，不是好东西。
他也笑了，戏称我是“利嘴先生”。
周末，学校老师和同学都纷纷回家。高三山知道我远离家乡，又不会“白相”（玩），是个不太快乐的单身汉。他便会一本正经且很神秘地贴近我的耳朵说：“高老师，我们村上有个漂亮姑娘，我领你去跟她聊聊天吧！假如你称心，你就带回家，我又不收你的介绍费！”
我被这个野孩子说得面孔通红，耳朵发烫，心里发烧。我佯装正色道：“你再说野话，我要告诉你家老子了。”
“只怕你去了回不来！”野孩子说。
“为什么？”我倒不相信。
野孩子又神秘兮兮地说：“我父亲正想做你和那个好看姑娘的红娘呢！”
唉！我真被这野小子气死了。
我常常鼓励学生多动脑多提问，在语文教学中提倡以文载道嘛，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必不可少。可是，赶鸭郎在课堂上提的问题总是令我尴尬不已，下不了场面。
他提的古怪问题如：
老师，你在分析课文时，总是赞美山川之美，假如把你分配到那些山沟沟里，你乐意去吗？假如在山沟里和大城市里各有一座房子，你选择哪一座？
老师，是拥有以一个西瓜富有，还是拥有10个西瓜富有？在夏天，富人家西瓜水果吃不完，但浪费很多，不甜的不吃，隔夜的不吃，连皮带肉扔掉的也不少。但假如我家只有一个西瓜，我会很珍惜，不甜的吃起来也觉得甜，连西瓜皮也当蔬菜炒炒吃。那么就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吧！
老师，听说你在南京读完了大学，那时在大城市里生活，像你这样的农村土生土长又很土气的学生，你的同学们会不会称你“土八路”？
老师。。。。。。
面对他的问题，在我哭笑不得、气急败坏之际，高三山会眨巴着他的小眼睛：“怎么拉，我说错了吗？”
岁月流逝，这个野孩子一天天长大，也一天比一天野了。我对他及其家庭的好奇心，迫使我第一次走出校门，去对这个孩子进行一次家访。
这是深秋的一个周日，我一面步行一面问路，终于来到距学校三四公里的一个叫小楼桥的小村庄，野孩子的住宅坐落在村西第一家。
两间低矮的草房，这是我们常州农村少有的草屋，被鲜嫩黄色的野菊花团团围住。那屋面上长着一颗棵我不认识的杂草，屋梁和檐子是用毛竹燕竹做成，且都被压弯了腰，一件屋里有一座土灶，一张硬木床，一副桌椅，另一间堆放着稻草，并有土块堆砌成一个个鸡、鸭、猪、羊、兔圈笼，除了这些，便是满屋的禽粪禽尿气味了。
高三山的父母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到来，高兴得不得了，说从他们两个儿子上学开始到现在还没有老师上过门。高三山父亲穿着很干净的、发了白的中山装，在他清瘦的脸上时常出现深思状。他很客气地让坐，第一句话是：“高老师放心，三山的学费会交的。”我说：“老伯不要误会，我是来看看你们全家的。”一听这话，这个叫高树森的农民忙抬头上下打量我一番，似乎在目测我的诚意。
沉默良久后，他开口慢慢地说：“看上去你是好人。”
“凭什么这样说，老伯会相面？”我很好奇。
“凭我的眼睛，不凭邪术！”这个古怪的农民很自信地说，又带着一种老学究的口吻。
我说：“这是你说的好。你对你的儿子怎么看？”
“我家三山在学校里不知到底咋样，但村上的孩子中是拔尖的，这不是癞痢头儿子自己的好，这我心里明白着，他会又出息的。”
这时，我才发现高三山没在家，便问：“三山呢？”
“赶鸭去了！”他答道。
“他没回家吃午饭？”
“带着干粮了，饿不死的。”他正说着，三山的母亲已经把开水烧好，端上来一大碗野菊花茶。
“带干粮？”
“他天一亮就走了，太阳不落山不回家。除了冰冻下雪，哪个礼拜天不是这样？”
“那他星期天的作业啥时候做，晚上回来做能行吗？”我担心这种过度的劳动影响学习。
“没事，他带去做了！”这个老农民言间流露出一种自豪感。
“带去做？那为啥不能你去赶鸭让他在家做作业？”我甚为不解。
他眨了眨眼睛，头也没抬：“也许我跟你们老师的想法做法不一样。我要把他放油锅里煎，还要让他长时间地忍受痛苦，把他的意志一点点熬出来！”
我被这个老农的话惊呆了，至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后来我知道，虽然他清贫，但是个精灵。要说致富，他是最早富起来的，四邻八乡没有谁有他的远见，也没有谁有他傻。在“文革”前头，这个远离人群的独户人家，舍前屋后，鸡鸭成群，桃梨瓜果香，葡萄满枝挂。这里常年种植稻麦为生，但他以为这些谷类不值钱，就种棉花和生姜，养猪没出息，他就养羊，在过年前，都由大饭店收购去了。那时光他就能一年赚上五、六千元了。但他没想到，那些禁种禁养的经济作物一夜之间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革”掉。在他眼睁睁地看着棉花被拔掉，桃树梨树被砍的时候，他只嘀咕一声：“国民党都下不了这手！”因此，便成了“坏分子”。他是“坏分子”中唯一的贫农。于是他从一个全村最富有的人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坏分子。
他说：现在许多人已经开始致富了，可是我还很穷。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有的本身是又官衔的人，有的是靠有官衔的人，有的是凭自己的知识和勤劳，我原想靠后者摆脱贫困，但由于历史或许多说不清的原因，我至今仍然受穷。我的这辈子也许完了。但我不死心，我要把希望寄托在我的儿子身上，把他培养成精英，将来无论碰上啥年景，我要让他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砖头瓦片也有翻身的日子，我相信像我这样很穷的农民，终有扬眉吐气的一天。
这天下午，这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农夫，跟我讲了许多往事，讲了他对儿子从小就进行的“吃苦教育”，野菊花茶泡了一茬又一茬。傍晚时分，高三山赶着一群鸭子回家来，他脚上穿着高帮雨靴，手里握着一根树枝，背着书包，五六十只鸭子和他一齐唱着歌，大摇大摆地“回家”来。我的突然出现，使他大吃一惊。
我拿过他的书包想检查一下他的作业完成的情况。我惊奇地发现里面除了一本外语课本，一本《新华字典》一支铅笔外，还有一本长篇小说《基督山伯爵》。这本书我是在大学里才读过的，这小子现在就看上了，我很是惭愧。
和以往星期天一样，今天一大早，他娘就起床摊了一大块摊饼，这摊饼又大又厚又甜，足够他中午填饱肚子了。这个野孩子赶着鸭群出发了，在蓝天白云和阳光的照耀下，他踏上了田野。风儿轻轻吹过他稚嫩的脸庞，鸭子叫，小鸟叫，快活的劲儿自不用讲。鸭们在河滩、水渠、田间和路旁寻食，他坐在草地上朗诵英语，阅读小说，翻查字典。各行其是，各得其乐。饿了就啃一口又香又甜的饼子；渴了，捧几口清澈的河水；累了，用书包当枕头，在草地上仰天躺下，或唱一支心中的歌。
这时，城里的那些小皇帝，权势之家的公子小姐们，或许正在餐桌上吃着美味佳肴，或躺在高级沙发上观赏电视节目，或由他们的父母手牵手在公园里闲逛，在动物园里逗猴子玩耍，在商场里购物。。。。。。而我的这个野孩子，正在劳动中锻炼了意志，在苦水中体验着儿时的人生。他在其间一天天成长，一天天成熟，一天天深沉起来。他看到天空特别蓝，他对父母的爱心由其强烈，他对老师的交到特别亲切，他对自己的前程也充满了信心。
天色已晚，我起身告别，准备打道回府，但赶鸭郎拉住我：“高老师，今天就住这儿吧！”“对了，老师就住一夜吧！”他们的父母立即附议：“就是没有什么好招待的，只有鸡蛋鸭蛋青菜。要是你到过年的时候来，我家会为你杀一只山羊。”我说我今天来这儿一看，不知为什么特别高兴，今天就住下吧！不过，我不想吃别的，只要吃点你们种的山芋和胡萝卜。于是，不一会儿，野孩子将热气腾腾的“野味”端上了餐桌。
吃过晚饭，我们像一家人那样坐在一起，讲了许多话。后来，只见这一家三口在给我铺床。一张特殊的床。这床就临时搭建在稻草堆上，只因很高，要用一把竹梯爬上去。只听高大伯说：“这床睡睡试试看，有软又热，睡了能治腰痛病。”我将信将疑，但很乐意一试。赶鸭郎和往常一样靠父母入睡了。原来，因家里放不下第二张床，他长到十几岁一直和父母同睡一床。
大约是第二年，这孩子在田里劳动时，不慎把抗在肩上的一把铁锹从肩后掉下来，削掉了半个脚后跟。无法行走。我就请他跟我睡一张床，吃住在一起，我每天背着他上教室，并派同学轮流背他上厕所。一次，他父亲来看他，一见我就笑着说：“还记得吗？我第一次就看出你是好人！你这个老师定有富贵在后。”
1983年，我调离这所中学，这时高三山已考入另一所学校读高一。他闻讯赶来送行，送来一只活蹦乱跳的洁白的大鸭子。我说饿拿了一堆行李，再带上鸭子不方便，这心意我领了，你还是带回去吧！
他说：“那不行！这是我养的一只最好的鸭子，它能像小狗那样看家，见着生人会叫会咬。再说，它快下蛋了。我高兴地接受了这样珍贵的礼物。这鸭虽可爱无比，但我实在无法收养它，总不能让它在校园里散步吧！盛情之下，到底收还是不收，我左右为难，这时，可爱的鸭子伸伸长脖子，它看看我，我也看看它。我终于还是收下并把洁白的鸭子寄养在亲戚家。
几年以后，他来信告诉我他考上了南京一所大学。
许多年以后，我还常想其那父子俩，想起那野菊花簇拥着的草屋，想起那山芋萝卜做的晚餐，想起那张“高级“草堆床”，以及许多许多关于生活和生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