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冤案缘起
1、时代氛围
［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1968年元旦社论[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紧接着这一年的国家大事、政治风云，不妨以当时的流行词语来表现：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老中青三结合。
认真搞好斗、批、改。
清理阶级队伍。
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五•七”干校，干部下放劳动。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有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
而地方偏僻、交通落后、人口稀少的皖南山区太平县，也无一例外、无一幸免地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展着史无前例、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历史车轮前进到1967年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遍及城乡，而且还发展到了极至，当时可说是派性尖锐、打砸抢横行。随着红卫兵小将走南闯北的大串联，外面世界的假恶丑也统统带进了闭塞的小县城，使得太平县变得不 “太平”了——
自上而下的两派造反组织：革联站与革联会，他们都是群众组织，都代表着群众，这可难为了我们的子弟兵解放军战士了，他们响应号召前来“支左”，谁又能去分辨出谁“左”谁“右”呢？哪方代表群众，哪方又不是代表群众呢？一派要打倒“×××”，另一派要保“×××”，孰对孰错？这两派组织别的市县有，太平县下属各公社有，他们都在造反、都在揪斗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是革命组织，你能说张三是革命的，李四是不革命的吗？
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像兴奋剂，一旦哪里有了“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左派”积极分子们便立即如注射了大剂量的吗啡一样，浑身是劲，杀性起了，魔性长了，眼睛红了！赶紧上前将其“揪出来斗倒斗臭，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是“文革”中一切冤案迭起的根源之一。
1967年4月14日夏村公社革联站头头孙兴复，在呼喊口号时，因为不慎、口快，把“打倒刘少奇！保卫毛主席！”这两个口号喊反了被拘留，性质是呼喊反动口号，反对毛主席。这事情在当年那个时代可是不得了的，因为林彪搞了个造神运动，把毛主席他老人家当作神，推崇到了顶峰到了极至，不论是谁言行上触犯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都将是灾难临头，有的还将死无葬身之地。今天的年轻人听来，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或者惊谔不已，可事实就是如此。为这件事，夏村地区革联站组织、动员了近千人去县城示威、上访，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
1967年初，受上海“一月风暴”影响，各地相继开始全面夺权，全国的局势处在更加动荡之中。县党政领导沈荣、吕秋山、胡社友等老干部，均因靠边站致使太平县委县政府工作瘫痪。县里、公社里的工作主要是“抓革命，促生产”，上面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第一线指挥部”，一些造反派也进入了其中，但大局基本上是由各级武装部门在负责维持着。公社里的领导也同样靠边站，如夏村公社书记张明道等。再后来，县城革联站头头程庆宾在一次游行活动中，又因为喊错了口号，把“誓死保卫毛主席！”喊成了“气死×××！”而被拘留关押起来，最终引发了当年比较严重的“119”事件。这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毛泽东决定派解放军介入“文革”，支持“左派”。196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了经毛泽东批准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才有后来解放军121部队由最初的支左发展到太平县全面军管的局面。
“119”指的是1967年11月9日，太平县革联站的人联合芜湖革联站的人，冲击太平县看守所，准备营救程庆宾的事件。在此之前，革联站三番五次找武装部交涉，提出程庆宾呼错口号是口误，不是故意的，要刘桂堂签字放人；革联会的人坚持说不能放，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谁放谁也就是反革命。双方搞得剑拔弩张，把原武装部长山西人刘桂堂推到了风口浪尖、左右不是、进退两难。于是，革联站他们便劫持威逼刘桂堂放人，在要求未得到满足情况下，就孤注一掷地实施冲击看守所的行动了。事件中芜湖和太平这边的搬运工人各死一人。
1965年7月18日安徽省委副书记李任之陪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视察石台县七里；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121部队指挥部进驻广阳镇，司令员廖成美、政委刘友光；同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121某施工连进入夏村公社清溪大队施工。1967年解放军121部队进驻广阳的同时，也一并将其指挥部设在了广阳；183部队进驻七都；解放军5支队进驻兰关。因“119”事件导致看守所的犯人无人看管，这一年11月2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121某排进驻太平县，负责看守在押犯任务，排长陈××。1968年解放军4支队进驻横渡；是年，总字121部队所属80407部队四营，正式进驻夏村公社清溪，营长宋子阳。
这里之所以罗列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皖南的这块弹丸之地有重要的军事基地——二炮导弹工程，我们一切的政治稳定、军事发展、国防巩固、人民安定，都必须要考虑到它。
太平县发生的“119”事件，无疑地触及到了高层的军政首脑的敏感神经，意识到基地附近局面不能混乱，不能失控，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会被美蒋特务利用，国防无防，江山难保。由此，121部队接上级指示，立即抽调人员开赴太平县，实行军事管制，并相继成立了太平县军事管制领导小组，后来简称为“军管会”；成立了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对县公安局、检查院、法院实施军管。
两派斗争、两派隔阂、两派恩怨，在其后发生的乌夏事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流露和反映。
也就在这一年7月13日，太平县革命委员会遵照毛主席“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成立了 “太平县革命群众专政指挥部”，由县革命委员会主任兼任政委、指挥，下设革命群众专政大队。接着，各公社（镇）也相继普遍成立群众专政大队。县里为此下发了革字第（68）041号通知，成立这个组织的本意是这样提的： 为了紧跟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坚决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和广大革命人民的利益，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打击阶级敌人和一切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更好地维护革命新秩序…… 红棍子便是那场浩劫的产物和历史的见证，当时的学名叫“千钧棒”，从毛泽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诗句，以及中国古代神话小说《西游记》孙悟空手中的兵器而来。当时派到乌石去的叫专案组，到夏村的叫宣传队，由于破案神速，必须迅速逮捕关押众多反革命分子，人手不足成了一个问题。上面的领导就要求层层成立“人民群众专政大队”，人员从当地一些根红苗正（比如烈士子女）、苦大仇深（多数文盲）、没有私心（大多是光棍汉）、青年学生（涉世未深）中抽调，让他们协助办案、抓捕、审讯、监管。没有武器，就把粗约3公分的硬木锯成三尺长，涂上红白相间的油漆。
这玩意儿，你可别小看了，它是群众专政大队成员专用物，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是当时专政大队的专政武器。它可以横扫一切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可称得上是一件神器。如果哪个村子里出现了它，那这个村子就要遭殃了，如果村子里的人见到了它，那肯定会赶快溜进屋关起门来吓得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点灯。当年乌石大队沙村生产队的小孩，见到了公检法办案人员去后，吓得哭跑回家不敢出门。一些大人时常以“扛红棍子的来了”的话语教育孩子，还挺管用哩。
成立这个组织的初衷和愿望都是好的，但由于其下设的专政大队人员素质低下、领导对运动方向的把握不准和执行党的政策时发生偏差从而使本已不平静的水面更加波浪涟漪，最后甚至推到了极端，发生了“乌夏事件”，给广大的乌夏地区的人民留下了一个惨痛的、血淋淋的不堪回首的记忆。
非常年代，非常的口号；非常年代，非常的事件。所谓的“乌夏事件”也就发生在全国山河一片红（指各地都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两报一刊”（指当时的［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所说的大好形势下，发生在这个湿润、燥热、疯狂、盲动、颠簸、崇拜的 气候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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