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胜春1968年7月9日被密捕，男、54岁，家庭贫农成分，务农出身，家有妻陈金英，女儿陶德萍。可谁能想到1968年他们家遭受了怎样的厄运呢？    
    1968年7月9日这天骄阳似火，农村社员大多在田间耘田，陶胜春也不例外。他上身穿汗衫，下身穿短裤，打个赤脚。忽然，路上来了个人冲着陶胜春喊，说公社要他去有事。他还没有发觉自己此去是凶多吉少，所以没有一点准备。
    这一天，专案组就以参加“116”案件就地找他谈话。
    公社里的人把陶胜春带进会议室走后，门就被里面的人及时地关上。此时的陶胜春心里才有些嘣嘣跳。因为找他有事的不是公社的人，而是来自县公检法组成的专案组人员。
    屋里面已有3个身着便装自称是公安的人，一个矮个瘦子坐着记录，一个高个瘦子站在门边，还有一个是中等身材的胖子坐在椅子上翘着二郎腿。
    陶胜春进门正准备落座，“坐什么坐，给我站着！“门边的那个高个瘦子凶巴巴的声音传了过来。接着，面前的胖子就严肃、慢条斯理地问：”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来吗？“”不晓得。“陶胜春实话实说，”我又没犯法，怎么不能坐？“边说边拉过一把椅子，还没落屁股，椅子就被身后的人用脚蹬倒，陶胜春的屁股落在了地上。”你给我起来。“身后那个高个瘦子将陶的衣领一把揪住往上一提，嘴角一抿讥笑，”想坐吧，日子长着呢！“陶胜春知道遇到这些货色自己要吃亏，就问：“要我说什么？”矮个瘦子插了进来：“吴国平你该认识吧，他是反革命，你把参加他的组织情况讲一讲吧？”“什么？”陶胜春吃惊不小，睁大了眼睛，“我参加了他的反革命组织？不是你们搞错，就是我吃错了药，没有的事！”胖子显得有点不耐烦，把还剩半截的烟往地上一扔。“你想装糊涂是吧？”停了片刻，将腰里的手枪掏出往桌上一掼，“我们是吃素的么？来人，给我把他关起来再说！”
    当天晚上，他们对陶胜春就搞了逼供信，陶也只交待了些吴国平在他们那为人看病挖草药的事，其他什么也没说。陶胜春后被押送县看守所，在看守所关押期间，审讯时陶胜春反复推翻原来供认事实。为了就地便于审讯，弄清全案，专案组于同年9月3日，从县看守所又将其押回乌石公社。这之后的情形专案组的材料上有记载：

    押回公社时，两手被铐，由县乘车至广阳，后步行28里到乌石公社天已黑。怕他逃跑，脚上加了一副刑具，10多斤重脚镣。未吃晚饭，休息个把小时后，由6名办案人员就地对他进行审讯。陶当时显得疲惫不堪，坐在凳子上无精打采，头搭在颈子上，两只眼睛绿莹莹的。开始还说了些不是问题的问题，至于吴国平叫他搞组织一事只字未提，后追问详情陶不语。

    办案人员继而将他从审讯房间内带到公社厨房，用棕绳将他捆绑了起来，两手被铐，两脚被镣，吊空加刑审问，陶仍未交待什么问题，吊后，又将他放下，带到房内关押；办案人员吃了夜餐，下半夜两点多钟又继续突审至天亮。次日上午对他进行审讯时，因他腹痛呕吐，泻肚子，而停止了审问，4日夜两手被铐，两脚被镣，关在房内。4日夜见他腹痛，呕吐厉害，找来医生，先后治疗两次，服了药，打了针，后于9月5日上午11时许死亡。

 
    1968年9月5日，当专案人员发现陶死亡后大吃一惊：一来审讯毫无头绪，本来决心很大，希望搞出成绩，但是搞了两个多月，却没搞出什么来；二来还出了人命，现在人一死，线索断了，这案子是否还继续搞？只好将他摆在大衣柜里，放上石灰，命专政队员抬走。同时宣布保密，封锁消息。1969年春，人们事后在船渡一个叫“三仙姑”庙的佛龛里找到时，人已经只剩下一副骨头了。
    按讲，出了人命，该反思反思、悬崖勒马了，可是不知哪位领导为了给下属壮胆打气，还是为了显示自己当初决策的正确，发下话说：革命嘛，搞阶级斗争就是你死我活的！人死了也要弄清楚，运动不能停止。
    2006年5月16日，当笔者采访陶胜春之女陶德萍时，陶德萍对那些往事似乎还记忆犹新。她喝了口水坐在凳子上，半晌才伤心欲绝地谈起她父母及其他的一些人和事——
    “父亲抓走后，我只见过一面。那年7月9日，我父亲从田里爬起来去公社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后来才晓得我父亲被关押了。正式拘留是7月13那一天。
    “有一天，我母亲下了一碗面条，煎了两个荷包蛋，要我送去给父亲吃。具体关押地点我们不知道在哪里，路上经好心人指点，才知道一些大致情况。正当我在村子里寻找时，一声“阿--唷”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顺声望去，只见社员吴彩元家的余房内有我父亲，父亲的两大拇指被他们吊着，颈上还吊着一个大磨盘，汗珠往下直掉，‘爸--爸--’我一边喊叫一边急步走到爸爸的身边，爸爸抬眼看见是我，难过地问：‘你怎么来了？’突然间门口冲出一个挂着盒子炮戴着个单黄帽的胖子，指着我厉声叱责：‘谁叫你来的？’当时我并不知道这个人就是公社的D××，他见我端着荷包蛋面条给我父亲吃，一手夺去扔到了地上，嘴里还凶神恶煞地吼叫：‘你们要跟他划清界线，他是反革命分子，还给他做这么好的东西吃！’说完就撵我走。
    “一个多月后，天气转凉，母亲又叫我给父亲送被子和衣服，我来到公社，在里面转了一圈，没见着我父亲，只看见有些人在给犯人灌辣椒水，有的犯人脖子上挂着大粪桶。最后，在门口碰见在公社食堂烧锅的陈奶奶，她看见了问我干什么？我说给我爸爸送衣服和被子来，她辛酸地告诉我：小妹妮，衣服和被子你还是拿回去，你爸爸有了，用不着。事后多少年我才晓得，陈奶奶那是在骗我，她不忍心告诉我父亲的真相，其实，我父亲那时侯早已经离开了人世，永远的离开了我们母女二人……”
    她父亲被抓走不久，厄运便落到了她母亲头上，她母亲就象丢了魂似的。有次在河滩碰见陈士达的妻子，就流着眼泪跟人家说，“现在这么搞，我怎么办”？她还时常被专案组的人传讯。
    陶德萍揩了揩眼泪水，继续说。“有一天，母亲被叫去审讯问话回来，哭了半夜。第二天出门，胳膊上挎了个竹篮子打猪草，就这样走了，不见了。我找了半天，亲戚朋友家、玉米地里都找遍，累得坐在田埂上哭，哭着哭着，也就那么睡着了。村里妇女队长看见，把我弄回家，开始时群众还好，还敢沾边，还能伸出援助之手，以后搞起什么株连，大家就不敢了，害怕了。回到家，我就开门进屋打算喂猪，发现家里的一口棺材不见了，才晓得我母亲已经去世，当时就好象天崩地裂了，我在地上哭着打滚，村子里的人都很同情，男人摇着头，女人抹着眼泪。我自己找出许多衣服，拿去准备给母亲穿，专政大队的人说‘反革命，还穿衣，拿走！’然后把我拉开，不许我近母亲的身。
    “我家后门砌了个院子，没怎么挡汪志根家的大门，可就是结了梁子。我母亲去世的第二天，汪志根就把我家一副寿材料偷了去；母亲死后，又是他第一个发现。母亲是死在山上看山打猎的棚子里的。我赶到山上看时，那棚子里面有张床，据说母亲是用纳鞋底的细麻绳吊死的，可尸体却是在床下被人发现的。这事我至今不相信，当时，父亲生死不明，母亲没有自尽的理由，既是要死，也会把自己的女儿安顿好才走的。
    “我们村有个上面来的人叫张启友，据说‘四清’运动就在我们村工作过，这次肃反是主动请缨来的，他好象对这里情有独钟，上次和这次来几乎都住在陶德林家。我母亲去世后，他还一本正经地把我叫去上课，要我跟他一起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歌，要我跟我的反革命父母划清界线。有一次，他还教陶德林的妻子和我的供词；要我说是怎样怎样给我父亲他们开会站岗放哨。现在想起这些真是有点恶心。
    “现在回想起来，我父亲死得实在太惨太惨……
    “陈选模是我外公，陈来富是二外公，陶富友又叫‘陶三’是我父亲从江北老家带过来的，这些亲人们也都因为我父亲的缘故，被弄得非死即伤。
    “专案大队的人说，有人看见陈选模经常从我家背东西出来，他们就揪住我外公和二外公逼供，外公陈选模还好幸免于难，没死，其实外公是经常去照顾我，隔三岔五地给我拿点换洗衣服的。
    “不知谁编造事实，说我二外公某月某日在西溪，挑着70多斤小麦，挨着村子里的墙角走，脚上还踩了一脚的牛屎粪，到回驴岭给美蒋特务们吃——你听听，这不编得还象真事似的。
    “最后结局是，二外公上吊，陶三投河。”
    关于她所提到的陶三，调查组的报告附件上的记载是：

 
    陶富友，男，63岁，家庭成分下中农，原籍枞阳县人，死前住船渡大队陈二生产队，务农。土改时选为农民代表，家有妻、子、媳、孙，共有12人。
    1968年7月26日，为案件嫌疑对象，将陶找到社员吴金仙家，由陈××等人进行逼问，未获口供，审到下半夜，未让他回家，关押在社员吴来友住房内，次日早上办案人员将门上了锁，无人过问，到外面学习去了，陶一人关在房内，被逼自行用裤带上吊自缢。

 
    陶三死在房间里，睡在地上，搞死的，脖子上没有吊痕印子。专案组还派人把医生李良佳喊去给陶三看病，李一看人都死了，还要其打针，没法子，只好打上一剂强心针，昧着良心说了三个字“病死的”。他知道不能说是“自杀”或“搞死的”，专案组叫他来不过是装模做样，主要就是冲着他那“病死的”三个字，真可谓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用心良苦，是失去人性的狠毒。

    关于陶德萍二外公的记载是：

 
    陈来富，男，62岁，家庭贫农成分，店员出身，原籍太平人，死前住船渡大队陈一生产队，解放前在广阳、乌石药店当店员，解放后在种药场和生产队内种植药材。1958年由县政法部门召开会议，为陈解放后替现行反革命组织九路军送过信，判管制，1964年面上四清后，由工作组在社员大会上宣布摘除帽子。家有妻吴桂元，62岁，在家务农。
    1968年7月27日，为案件嫌疑对象，由陈××从外面劳动将他找到社员章得来家中进行审问，在审问中由吴××等人将陈双手捆绑，吊了起来进行逼供，无法交代参加了反革命组织，傍晚在放他回家时，并叫他第二天再来交代，陈两手被捆成伤，回家不能吃饭，第二天早上未吃早饭，拿了小袋往乌石供销社买盐之机，被逼吓在竹棵生产队河边，投河自杀。第二天，死尸浮起才得以被人发现。

 
    关于陶德萍的母亲的记载：

 
    陈金英，女，37岁，家庭贫农成分，务农出身，原籍太平县人，死前住船渡大队陈一生产队，系陶胜春之妻。其夫陶胜春于1968年7月9日为反革命关押带走后，在此办案人员吴××、陈××等人多次去她家找她谈话，要她交代首犯吴国平在她家居住时搞反革命情况，两次找她到社员家中追问过她，被吓怕的哭回家，日夜不安。1968年7月28日其父亲陈选模又被送到公社关押，她见后，在第二天未吃早饭，就上山去打猪草，并叫其女儿下地劳动，后在当天下午发现她吓怕而用鞋绳自缢于冷水冲野猪棚内。

 
    当时凡是跟她父亲拈点边的都没有好果子吃：长芦有个铁匠李炉青，他岳母叫陶八姑，就因为和陶胜春是本家亲戚，也把李炉青给牵累进来，专案组说李炉青为反革命组织的暴动，打造刀、剑、矛。专案组的A××就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把石壁陈那个地方，里外打了好几道箍，一只苍蝇也别想飞得出去。”从这句话就看出，当时老百姓遭受到的是个什么罪，他们那些人把我们那儿搞得简直是鬼子进村来了，一片黑暗和杀腥味。
    乡里乡亲都喊她父亲“四矮子”，村子里的人，什么事情都找她父亲，他父亲也什么事情都去管，大家都说他人好。这话以前说说不要紧，后来可就不行了，一些人为此也遭了罪，受了牵连。有个叫“毛子”的说“四矮子”是个好人，受到专政大队的人的追查，被逼无奈，跑到山顶躲了起来；郑家有个叫沈德云的裁缝，与人聊天时总是说“四矮子”人好，结果被专政大队的人抓去，被整得不成人形再放了回来。”
    苍天有眼，陶家还没被斩尽杀绝。陶德萍满怀悲愤说完，已是泪水涟涟。过去的那一切，已成为她心中永远都无法抹去的伤痛、阴影和伤疤。父母亲去世后，她一个女孩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在大人们的帮助下，无奈住到了亲戚家，那以后，她们家原有的一仓稻子，几坛香油，还有柴火等许多家什都被人搜刮掳掠一空，真正的家破人亡了。当时她因为双亲过早的失去，变得也成熟了些，想想寄人篱下终究不是个办法，不久在大人的撮合下，嫁给了本村也曾被用刑打成反革命的男人，时年早婚16岁。以后平反时补助她们家200元，她把钱拿去买了台缝纫机，作为对其父母亲的纪念，就现在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