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德，男，40岁，家庭中农成分，本人务农出身，政治历史清白。系夏村公社三高大队响里生产队人。家有妻、子女共五口。父亲、后母分居生活。

    1968年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村后，未作深入调查研究，无根据怀疑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由宣传队王××找他谈话，威胁他交代问题，未交代后对他进行了揪斗、关押，在揪斗、关押期间，王××亲自与专政队员对他捆绑吊打，两手被捆吊不能动弹，手肿粗如小腿，后放他回家，于1968年9月30日被逼无法而投水库自杀。严重的是，当他死后，宣传队员王××不准其亲属接近，指责其亲属与反革命杨怀德划清界线。竟不准其家属用棺材埋葬，后经他人劝说，才用棺材就地将他埋在水库边。

 
    当有着小学文化水平的杨怀德之妻陈学翠看完这段当年调查组上报的材料，已经泪水涟涟，想起早走的老伴以及她家那一年死亡三个亲人的事，就苦不堪言：
    她的丈夫杨怀德，出身于1929年，不足小学文化水平，打小足不出乡，树叶掉下都怕打破头的人，可天有不测风云。1968年下半年间，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祸，从天而降到他的身上，因陈学翠自己的兄弟陈学谨、陈学谦（又名陈志忠），无辜打成反革命入狱，也就因为她丈夫同她兄弟是郎舅关系，在不分青红皂白的岁月里，就顺理成章地把杨怀德打成了反革命分子。“反革命分子”这个词，在当时的份量，是远远超过其他任何时期的，没有经过这段历史的人，无论怎样都是难以感受到的。
    一个没有多少文化，年仅39岁的农民，上有父母，中有妻子，下有四个孩子，另外还有一个尚未出世仍在我腹中的小生命。她丈夫从早到晚做工分，大雨当小雨，小雨当晴天，老是在百忙之中挤出吃饭、喝水的时间，往自留地里去种些蔬菜类来充饥，就这样还时常是饿着肚子。长年累月、周而复始，真诚、勤奋、任劳任怨，不曾有过怨和悔，这样一位穷苦、善良、朴实的农民，不但得不到任何好处，反而无中生有地给一个最底层的农民，扣上了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使他叫天天不应，入地地无门。
    “我丈夫到哪去都要请假，比如上山挖磨刀石、走亲戚等。白天做工分，晚上被斗争，跪倒碎石上，双手举上空，你一句他一声。要他写交代，逼着他去编造谣言，因他无文化，只好请人代笔，这人就是我们队里的刘××。我丈夫被逼天天去交代，还说他抗拒，交代不清。他日间去干活，夜晚被斗争。实际无此事，嘴里还要是、是、是，那满口苦水就只有往自己肚子里吞。有些凶狠的人连猪狗畜生都不如，随心所欲把我丈夫的头往地上磕得‘嘭嘭’响，心里如刀绞，口里还得嗯、嗯、嗯，那日子根本就不是人过的。还有些无知的人时不时地上去给他个拳打脚踢；另外还隔三岔五地斗争他一晚到通宵，把双手吊悬空，汗水如下雨，只得‘我交代、我交代’，其实那是神仙也无法交代清楚的，因为根本就是凭空捏造的，是莫须有的。我丈夫受尽非人折磨，痛不欲生：红棍子打全身，人间似地狱；捆吊踢打踩，酷刑数不清；今夜不交代，明日继续斗；人是精气神，难受冤枉气；世上好痛苦，就此了一生。”
    言谈间，陈学翠拿出了一件其丈夫生前贴肉的衣服，当年她丈夫就是穿着这件衣服去世的，那上面至今还能闻到血汗腥味。事后，有人告诉他们家，拷打杨怀德时，杨怀德身上出了许多汗，拷打时，那地上一片湿淋淋的。看见这件衣服，着实令人毛骨悚然、不堪回首。
    陈学谦和孙兰华是她陈学翠的弟弟、弟媳。他们夫妻在广阳工作，陈学谦单位药材公司，孙兰华是信用社，两个小孩一男一女，工作和生活都非常令人羡慕，好幸福美满的一个家庭，但却在那个年代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和破坏。
    前面说总根子是吴国平，所结的瓜是乌石石壁陈陶胜春，这藤上的枝叶是夏村街上弹棉花的疏日福，实际上的枝叶还有广阳的陈学谦，说他是吴国平在广阳的联络站。
    陈学谦在广阳被关押后，其爱人孙兰华不敢相信也不会相信丈夫是反革命分子。她毕业于石埭县崇实中学，有知识、有文化、有理想，长得也还貌美俊俏，但现实摆在面前，她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全身心由里到外都寒透了；同时又象是打了个青天霹雳，振得人头脑发昏，一时没了主张。不仅如此，她也因其丈夫受牵累，隔三岔五地被大会批小会斗，有时还戴着高帽游街。她绝望了，感到害怕，不知这日子何时是尽头。
    一天，她拿着过去农村妇女做鞋子用的鞋底刀往自己脖子一刀抹去，霎时间，那人便“轰通”一下倒了下去。当时广阳有驻军，解放军战士知道了就破门而入，将人救起送到医院。经过抢救，孙兰华命虽然保住，由于喉管伤口需要缝合，经过医生手术，那喉咙处隆起一个大包。此后，她羞于见人就足不出户，在家忧郁得茶饭不思，心心念念地还是想寻死；什么药她都吃，结果乱吃一通也死不了，最后把大批量的奎宁吞服下去才得以解脱。
    原三高大队会计陈学谨家在乌石石壁陈，和陶胜春同村，与疏日福同是夏村第一批被抓捕者。2006年6月9日，原夏村公社会计李思松回忆着：
    “开始，公社里驻守着一个班的持枪战士，我以为他们是来保护芦政委的，后来听别人讲才知道，当时公社干部全烂掉，都是怀疑对象，内控分子，只有徐春旺、谢华汉、郭宏生不是，上面认为夏村存在着两条黑线：一条是以张明道为首的孙兴复一帮造反派；一条就是反革命集团，因此，小心翼翼百倍警惕。夏村还未抓人的一天晚上，我到徐春旺房间玩，徐问我‘你可听说吴国平到夏村去疏日福家’？我问什么事？徐春旺说刚才公安局B××来他处问这个事。那时乌石抓“反革命”已达高潮，后来我心中就想B××问，可能对疏日福有怀疑了。
    抓陈学谨我亲眼目睹，从三高抓来，陈一直喊‘冤枉啊’……直押到公社审问还在喊。我也怀疑他不可能参加反革命组织，和公社同事林××讲，‘陈学谨一贯胆小怕事，树叶掉下都怕打破头，不可能参加反革命’。林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当晚审到9点还是喊冤，我就回家睡觉了。次日，我问林昨晚陈学谨可交代了什么，他说‘交了，是反革命，是忠义救国军’。我当时感到吃惊，怎么会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陈学谨是三高大队会计，有知识和文化，我是公社会计，他归我管，我对他比较熟悉。他和疏日福一道抓，分开审的，听别人讲，开始他迟迟不讲，只是喊冤，过了一会儿，恰好县专政大队曹××从清溪押解桂文灿来夏村公社，他见此人不交，走上前就拿起公社食堂烧锅的片柴，让穿着短裤赤脚的陈学谨跪在锋利的柴上面。这下陈学谨招架不住了，就交了自己参加‘忠义救国军’——那时，流行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胡传奎就有个‘忠义救国军’，陈学谨顺手捡来救驾。”
    陈学谨也确实交了不少。当审问的记录有7～8张纸后，问他还有没有，他答：“还有一个不知道名字，想不起来，是夏村医院院长叫……”“是不是叫许先佘？”办案人提醒着。“是是是。”陈学谨忙不迭的抢答着。审问的也厌恶的讲：“好吧，最后一个也算。”民间传言他总共交了108人，戏称为水泊梁山一百零八将。   
    平反后的一天，李思松说碰到了陈学谨。就问他：“你不是反革命怎么交代出‘忠义救国军’，还把我也交了呢？”陈学谨回答道：“你不知道吗？《沙家浜》里胡传奎就有个‘忠义救国军’，我就编了出来。交你也是没办法。只交了一次，后来没交了。”李又接着问：“为什么？”陈跟李说：“那时我注意听察动静，如果交了谁，谁就被批斗或逮捕了，我就继续交代，基本上是我点一个他们就抓一个。我这样可以不受刑罚之苦。”过了些日子，李才了解到原由：公社关押不少人，食堂那时的柴火都是叫那些有问题、四类分子‘死老虎’（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四种成分的简称，当时都被监督改造，属于已被打倒的，故又称之为‘死老虎’）去送柴，他当时没逮起来，在公社记帐。陈学谨那次还告诉李说：“一天，我听郭宏生那个大嗓门问‘关押人今天送柴到公社来没有’？有人答了句‘送来了，是李会计收数的’。这不，我一听把你交了也没怎么样，还在工作。如果再继续交代你，专案组不信，我不是又要受刑吃苦头。我就不敢再继续交代你了。”李感觉万分庆幸地说：“也好，他若继续交我，我恐怕也是在劫难逃、九死一生的。”
    陈学谨当年是与死神擦身而过了，可他老婆在家，也被专案组搞到，经常被提审，加上丈夫是反革命担惊受怕、郁闷成疾，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真乃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亡。他妻子虽未直接因关押受刑死亡，但说是因清队逼供其丈夫而间接死亡，还是可以成立的。
    1968年这一年，陈学翠的丈夫是直接被逼投水库自杀，弟媳孙兰华是因丈夫陈学谦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自己万般无奈才自寻短见的，嫂子却是由于其丈夫长期关押受审讯，自己度日如年心结太重去世的。他（她）们本不应死的，不会死的，更不该死得这么早，但他（她）们的确都死了，对陈学翠来说，而且是一年之中连续死亡三位至亲。实在是可悲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