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承祖，男，38岁，家庭成分小商贩，学生出身，原籍太平人，死前任乌石公社会计，家住船渡大队，有妻子儿女共五人。
    1968年10月6日为案件嫌疑对象，被关押在公社，当天下午由办案人员胡××、陈×两人，对他审问，只交代与反革命分子一般来往关系，未承认自己参加反革命组织，审有六个多小时后，由胡××、陈×两人亲自动手，用棕绳将他反捆了起来，进行逼供，审有个把小时，未供什么，将他捆绑，带铐关在房内，晚饭时，执勤分队看管人员找胡××要求松铐，让他吃饭，胡未理睬，叫人喂给他吃。晚饭后，又将他带到厨房内进行审问，未供，又被带回，关押在房内，送回关押时，陈×向胡××提出，将他松绑睡觉，胡不同意，说：“让他吃一夜苦，看他讲不讲。”陈承祖由于两手被铐，两臂被棕绳背后捆绑，受刑过重，关在房内大声叫喊，一下跪下，一下站着打转，痛得无法，一夜未眠。第二天又继续对他继续审讯一上午，下午接着审问，因捆绑时间较长，捆得紧，在两点多钟给他松绑时，从两臂流下了一茶杯泡水。晚上打算继续审问时，他已得病，头疼、发热、恶心、呕吐。先后找医生治疗三次，无效于10月8日上午致死。
    其死亡原因：我们认为死前受刑较重，据医生当时给他看病时，陈两上肢肿粗如小腿，发紫，手臂肿胀有一寸多厚，加上连续审讯，夜晚未眠，生前身体瘦弱，有胃病。据医生当时诊断和死后检尸，陈为急性肠胃炎而死。

 
    以上是官方报告的附件材料，文字简洁、叙事概括。官方报告正文中关于死者的文字也就那么50多个字：“乌石公社会计被致死后，剖腹化验，假造畏罪自杀，把尸体夜里送离3华里偏僻的三仙姑庵里，用石灰埋起来，使死者家属数日不知去向”
    这段话，在现实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可就不是简洁、概括得了的了，其字里行间、文字背后，尚有一些阴暗的小故事：
    陈承祖原先是公社会计兼公社团的工作，后来接替他的吴四新原是西溪村团支部书记。陈承祖是10月6日作为嫌疑对象被关押受审的，这之前的7～9月里，他也曾参与整治过别人，陈新发和陈继光就是在一次大会之后，由他和吴四新宣布逮捕的。在那个年代，这种事屡见不鲜，昨日座上客，今日阶下囚，不足为奇，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人人自危，前世不知后世也。要怪，只能去怪造化弄人。
    审讯中陈承祖的突然死亡，专案组当时还并不以为是用刑结果，反到认为围绕陈承祖的有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生怕其在专案组的强大政治攻势及专政威力面前坦白交代、暴露组织秘密，而派人打入了专案组内部，并见机将其杀人灭口。如果真是这样，事情可就变得复杂，不是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了。专案组立即向上级汇报，上面很快从县医院派医生下来检查，最后将其剖腹取些标本，再令专人把标本送往专区医院化验，都不敢在当地进行，怀疑有同伙。当他们得知陈承祖并非畏罪自杀结论的第一反应，就是假造畏罪自杀。给陈承祖剖腹的房间就在当年公社妇女主任孙凤英房间隔壁，不是后来别人说出来，她还一直被蒙在鼓里。她只知道那段时间，有人从那个房间门口过害怕，孙主任便问其故，人家才告诉她，并说以前不敢告诉她，因为是她隔壁担心她怕。
    人是10月6日逮捕的，10月8日即被整死，死后又是剖腹又是化验，折腾了好多天，也该轮到死尸怎么处置？怎么向死者家属交代了？一天夜里七八点钟的时候，农民兄弟还在田地里抽水抗旱，专政大队黄××去跟抽水抗旱的人打招呼，叫他们停一下，先回去睡觉。因为有个人解大便去没有听到招呼，阴错阳差地没走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人赶走，原来那个晚上，他们把陈承祖的死尸从河边运到船渡三仙姑庵里去了，是个秘密行动，故不想让人知道的。
    陈承祖逮捕之后，其家中怎样？专案组又是怎么向死者家属交代的？听听陈承祖的妻子王先娣2006年6月1日隔了近40年的回忆就知道了——
    王先娣原是村里一名代课教师，事情虽然过去这么多年，可提起往事，她还是那么激奋、健谈，言辞嘣脆、爽快，回答迅速、流畅，你如果有时间，她可以跟你讲几天几夜，一切都在她的脑子里储存着，象电脑样即点即开。
    那一年，她们村陈思宽的女婿陈士民结婚到公社领结婚证。陈承祖就找他要糖吃。陈士民回道：“你把证办了，我今天晚上到你家去。”过了会又问：“你今天回去不？”“回去。”陈承祖应着。晚上，陈承祖家，魏老四、媒人郑兴旺三人下棋，一人一方。陈士民如约前来，只是糖果没买到，买了一包饼干。王先娣不知就里问：“这是什么东西？”郑兴旺笑着答：“喜饼干。”陈士民把饼干放在桌子上，看一会儿别人下棋后就走了。
    后来专案组搞到魏老四头上，他就把这事给捅了出去：××月××日，一个首犯，一个要犯在一起碰头，先走哪里，后走哪里，先吃谁，后杀谁……王先娣在会场上听了，肺都快要气炸了，站起来说：“我不知道什么首犯要犯，只知道魏老四、媒人郑兴旺、我家承祖三人下棋，陈士民包一包糖果往桌上一放，就走了。当时还有你们专政大队的陈复生抱着个孩子在场，你们问他吃没吃饼干？听没听见杀谁？”
    陈复生的母亲同王先娣很要好，王先娣经常给陈复生家帮忙洗衣裳，后来事情过去，陈复生曾跟人家说：“要知道他们家是反革命，我也不会叫她洗衣服的。”就这样，他的红棍子被弄丢了。
    魏老四写了一大摞检查，专案组陈××当场将它撕去，要他老实交代。王先娣就在后面偏僻处哭，魏老四找到她说：“我也是没有法子，上有老娘。”想想，这事也怪不得他，也是个苦命的人。
    陈承祖弟兄好几个，还有小叔子跟他们过，母亲在安庆大儿子那里。陈承祖没有关押时，他母亲就从安庆拍了封病凶的电报，叫儿子承祖去看她。那时，公社就已经对陈承祖开始怀疑了，他没有回家。第二次又拍了一封电报，这次，陈承祖回来了，叫他弟弟陈诚厚先去安庆看望。
    过了十几天，他们石壁陈开会，在那个祠堂里批斗别人，上面叫陈承祖去看，其实就是陪考，让他看看自己今后的下场，看后他没回家，这是别人告诉他妻子的。王先娣因为不知详情，这心里就一直气鼓鼓的，好恨，心想：好啊，到了家门口开会，都不回家！又过了些日子，他母亲第三封电报到了，承祖他回来了，可能知道第二天就要抓他，说让弟弟诚厚赶快回来。
    王先娣说：“那一夜，承祖他始终翻来覆去睡不着，一下起床，一下上床，一下开门，一下坐在床上，我因为恨，不搭理他。估计他本来有话跟我说，见我如此也就没说了，早上，也就这么走了，从此也就没有再回家。要是平常日子，他早上走，我肯定会起来到厨房打三个蛋给他吃的，那次跟他赌气就没打蛋——真后悔死了。
    “一周过去没见人回家，我猜可能出事了，就打算去公社看他。那时，大孩子7岁，小的才2岁，早饭后，走了不到1里路，熟人魏老四老远看见我就做手势，不敢声张，到了身边时才说‘回去，回去回去’，把我抓住往回拖，问我到哪里去？我说去公社看看承祖。‘王先娣，你家陈承祖昨天被公社抓起来了。’听魏老四这么一说，我急忙赶回家，前思后想不知该怎么办，大脑是一片空白，还是小的孩子肚子饿了哭，惊醒了我。我把家务事处理掉，当晚连夜写了一封信，出门，外面一片漆黑，我本来胆子很小，打那晚以后逼得我胆子大了。我高一脚低一脚地来到河边渡口，找到开船的杨青已11点来钟，托他把信送给河那边一个亲戚，让他寄到安庆。白天托人一来不方便，二来我更不便出面走动。谁知道那个亲戚胆小，见信后，不敢去夏村寄信，连夜把信又送过了河，送给了我。”
    “那时就这样人人自危，没法子。天刚亮，我把孩子安顿妥当，只好自己到夏村去寄信，那会儿仅夏村有邮电所，可以寄信、收发电报。路上遇见开店的陈选贵，向他借了钱。准备拍电报的，出门慌张却忘了带钱。电报花了7角钱，内容是叫他弟弟诚厚回来。上午拍的，谁知下午，他弟弟就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事情也就凑巧，她不拍电报，小叔子也已动身回家了，因为他和哥哥陈承祖的母亲过世了，这是一巧；二巧是陈诚厚，刚走到乌石街口就遇到了小学校长曹国柱。“陈诚厚，你回来啦。你哥哥参加了反革命，你知不知道？”曹国柱见面便问。诚厚答“不知道”。曹国柱又半是提醒半是告诫：“你回去要和嫂嫂划清界线，想读书就这样。”
    弟弟手捧着他母亲的骨灰盒回家，嫂嫂王先娣冲着他说：“你回来就好了，你妈妈怎么回事，怎么蹲了这么多天？”王先娣不问还好，一问，他火冒三丈，好象心里好郁闷、好憋气、好窝囊，只见他跳起脚地不高兴，不理睬她这个嫂嫂。
    “第二天，我把小叔子带到了河边地里，那里无人好说话，生怕隔墙有耳、通风报信。她要小叔子把棉裤送去给他哥哥，那时侯天气转冷了。他不干，说要与嫂嫂划清界线，并且说是学校校长告诉他的。你说我这个气和恨呐，还有苦说不出哩。”
    陈承祖抓起来后，全家五口人，王先娣和3个孩子外加一个小叔子，月口粮180斤，每月还要扣掉80斤，说是反革命家属。那时侯稻子一担9.50元，陈承祖是反革命，其工资扣了不发，家里没钱买。养了一头小猪，生产队队长还好，见她们家这么困难，叫她把猪弄去抵统购；不料让别人听见，抢在她们之前把猪弄去统购了。队里就这么一个统购指标，希望落空了，只好把不大的猪杀了，2斤一下，3斤一下拿到渡船上去卖，结果，一天下来卖不掉，还亏了2斤，后来王先娣又跑到公社找炊事员陈奶奶说：“我这猪瘦了点，卖不掉，又没钱买米吃，一家五口怎么办？”陈奶奶说：“这样吧，你搞来，我给你销一个腿。”出门她又去找陈承祖那些要好的朋友，找这个不要，找那个说买了，没一个搭嘴帮忙，世情冷暖、人去茶凉啊！
    这么一说，又过去些日子，那棉裤由王先娣7岁的大女儿送到公社，同时她还写了一张条子藏在一双鞋子里，上面写着叫丈夫交代的话。女儿进门碰见了陈奶奶，那个时候估计，陈承祖恐怕都已经死了，陈奶奶摸着孩子的头撒谎说：“你爸爸不要穿的，有人给了。”现在想起那段日子，王先娣感叹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人倒霉门板都挡不住啊！”
    现在看来，陈承祖1968年10月8日就过世了，专案组那些人和公社对她还保密。那时候到处关的都是人，王先娣也上街找过，怎么也找不到陈承祖关在哪里。
    有一次，她一手抱着小孩，一手拎着一篮子鸡蛋走路，路边一阵喧嚣声，有人在高声喊叫，说把名字贴倒的，她瞅了一眼，那是张大字报，主要讲陈承祖畏罪自杀。此时的她才知道丈夫陈承祖已经不在人世了。当时他边走路边还想多瞅一眼大字报，一不留神就一个踉跄，往前冲了好几步，差点跌倒在地。
    当晚专案组就把她弄到大队部问话，她抱着2岁小女儿。对方问：“你丈夫参加了反革命，你也参加了，在魏老三院子里，还摆了个小凳子，哪个哪个坐哪里，你开始没同意，快要散会时才把头点点，你还不承认，今天就好险跌了一跤，你肚子里有问题，走路走神，现在有人交了你了！”见王先娣不作声，还越讲越起劲哩，他们把事情编得有鼻子有眼睛，还真象有那么回事似的。王先娣这心里是又好气又好笑，想糊弄她，真他妈的瞎了眼。她抓住对方最后那句话问：“谁交的，你拿给我看看？”嘿！人家别提，还真装模作样、人五人六地把材料拿在手上翻着找着，搞了半天没找着。王先娣见时候不早了，就把小女儿屁股捏了一把，女儿“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并且哭个不歇。对方只好说：“你先回去想想，明天再来交。”唉，别说，打那以后，他们也就没找过她了。
    王先娣说：“记得，过了两个多月，一天，公社武装部长王成义到我家，先找了一个很远的话题扯起，最后再扯到陈承祖得了急病，还到芜湖弋叽山医院（是太平医院还是芜湖弋叽山医院尚待核实：笔者加注）请了医生，医生看都不行，抢救不过来，很有可能是让人把药给他吃死了。他说着，我就背毛主席语录中关于什么‘重于泰山’，什么‘轻于鸿毛’给他听。王部长急着问我：‘你怎么搞，放哪里（指尸体）？’看我一个妇道人家昏头搭脑的半天没回答，他就走了。那个一下午，我一边哭一边给承祖捡衣服。当天，公社没把尸体搞来，第二天下午，我赶到公社，公社里的人见到我，知道我去要干什么，一个个都跑光了，不见我。”
    陈承祖被抓走不久，有一天王先娣在门口，当地有个人带着专政大队的人到她们家搜查，那人进门就说：“你家陈承祖是个反革命，有个本子是黑材料，在家里，他们来查找一下。”王先娣说：“丈夫搞会计，我从来就没看见有什么黑材料，你们把房子拆了搜都可以。”那人说“你去一下”，要王先娣进屋。对方知道搜查时王先娣不在场不好，就非要王先娣进去。王先娣也就站在门口望着，还一边冲着那人说：“你把我想想看，我这么大年纪，耳朵不大好，还说我收听敌台，我就是听了又能去干什么！”那些人也不搭理，最后收走了一大包准备建房子用的插销，说那是做枪栓用的，简直在胡说。
    王先娣说：“那个时候是只有他们说的没你说的，你真要跟他们辩，一点儿用都没有的，我有时候跟他们争，也只是想出出气而已。”
    那个年代吃饭时，队长要问“请示过没有”？王先娣就答“请示过了”。宝书台要搞早请示晚汇报。开会学习时煤油灯不亮，她蹲在亮处，专案组说你跟好人样不交代；在暗处呢，他们又要说你有问题不交代，躲起来就行了？她一个人带着4个孩子生活过得十分艰难，为了给丈夫留个后代，生怕饿死了，王先娣把5岁的儿子送给了娘家人。她娘家在广阳桥头，爸爸在和平公社一头开门诊当医生。不久，娘家人也因为王先娣丈夫的事受牵连，老父亲从此天天穿白背心，别人在屋内早请示晚汇报，老人却要在外面早请示晚汇报。人心都是肉做的，谁家没有父母不是，眼泪水都是往下流的。
    夜里几回伤往事，江山依旧枕寒流，长辈小辈活到这个份上实乃情何以堪！
    王先娣这个小学女教师，她深深地爱着她的丈夫。时至今日，她还在为丈夫走出家门的那天早上，自己因为赌气没象往常样煮几个荷包蛋给他吃，而悔恨、内疚。
    将丈夫入土为安后的第3天，她去了公社丈夫生前的房间，里面空空的许多东西不知去向，气就不打一处冒：“反革命的东西，你们也敢要哇？陈承祖真要是反革命，东西我还一件不要！”进去一清点，一只小闹钟不见了，除了她把桌上一块玻璃板夹在胳膊窝外，其他什么都没有。她就问公社王部长：“被子呢？”王部长答：“给你家陈承祖打包了。”就那一块玻璃板，公社王部长看见说：“你暂时不能拿，还不知道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我不管这些，就拿了这一样东西回家做个念想。”王先娣一边指着还在桌上的那块玻璃板一边说着。
    她有4个孩子，平反时说抚养到18岁。补偿是一刀切，一个存折，一共三千多元钱，把生产队超支一还，就余2000多元。提到1968年，她有一肚子的苦水倒：那时，她晚上要到文化室开会学习，不准带孩子。女儿在家睡觉，醒来不见妈妈，就想去找，房间门开着，院子门锁着出不去，小女儿想妈，趴在院门口哭，哭累了，就歪在门口睡着了，后来下起了小雨，把她淋得感冒，落下了病根至今。
    王先娣为了家庭经常到县里上访。有次，她找到了当时的县委组织部长张裕顺说：“4个小孩，每月20元不够。”张部长说：“以后有政策可以加，真有困难写个东西，公社再加。”
    大女儿18岁高中毕业，面临就业，她就带着小女儿跑到信访办找吕××说：“我那大的是女孩子，男孩子就放在生产队里生产，怎么搞？”
    对方把桌子一拍：“你这个女人好玩，每次来都找我，你丈夫是我搞死的？”
    王先娣也不示弱：“我不是左一个主任，右一个主任的喊着你吗？我找你？我找的是共产党，你不在别人在，你把我带到县委组织部长张欲顺家。你要是把我丈夫搞死，我不会放过你！我这个女儿5岁，每月8元钱不要了，钱和女儿都交给你。”她那5岁女儿吓得直哭，以为妈妈真的不要她了。
    吕××没法子，回道：“部长开会，不在家。”顺手泡了杯茶递给了王先娣，接着说，“你到下午两点半来，下午没车回去，我给你在招待所开个房间，今天先住下来就别回去了，我带你去找张部长“。
    张部长其实并没有开会，而是生病住院。下午，我被带到医院，张部长说：”这样吧，你晚上上我家吃晚饭。”
    晚上她早早的就去了。张部长很客气，叫他女儿盛饭。王先娣说她已经吃过了，其实她也没吃，因为心情不好吃不下。侯人家吃好，张部长就带着她到了劳动局局长家。最后敲定，下半年先登记，第二年招工时优先。
    1969年6～7月暑假，县里把家属也弄去县城开会办学习班。有人叫王先娣去找专案组的胡××，此人黑肉皮，瘦瘦的，个子不太高，大大的眼睛，人称其为“大眼睛”。参加学习的住在招待所，招待所跟公安局门对门。
    一天散会后，王先娣果真就去对门公安局找胡××，当时她并不知道人家的特征，进门就碰到了胡××，因为不认识而向其问人：“请问胡××住哪里？”
    胡××也答得好：“现在不在。”
    公安局的B××跟王先娣同学，他就住在隔壁，听见王先娣的声音连忙走出来大声说：“王先娣，王先娣！来来来，什么事？坐坐。”
    “我找他有事。”王先娣没好气的回道。
    这B××也是专案组的骨干，他大声说话，是有意识地提醒胡××。这不，胡××再傻，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也就此开溜了。她回到宿舍说出这事，大家都笑得前仰后合，其中就有人告诉了他前面所说胡××的特征。
    叙述中，她还提起一件事：1969年后，她写过东西到省里，省里答复已与县里联系好，叫她直接到县里去找他们就行了。找的结果是把原本每月20元的抚养费变成了18元，上面人还说：“你不是会告状么？以后再告一次少2元！”——此后，不少人就不敢去告状了。
    她在大队烧锅时，一旦上面去人吃饭，她就问人家：“你们68年在哪里？”如果回答在乌石或者是在船渡，她就会说，没饭吃，水都没有的给你吃！丈夫出事后，她就没再干教师，主要是孩子多，头脑乱，那时教师暑期都要学习一个月，孩子小，没人带。
    《致死者登记表》，登记的是陈承祖，上面“死亡原因栏”赫然写着“活活搞死”4个字。这份表格是1978年太平县委、县政府组成调查组再次对1968年乌夏地区的事件进行调查时绘制的。陈承祖是乌石公社会计，他致死后，被剖腹化验，假造畏罪自杀，把尸体夜里送离3华里偏僻的三仙姑庵里，用石灰埋起来，使死者家属数日不知去向。其手段听来令人发指，一个清清秀秀、文质彬彬的大活人，让专案组的一些人说搞死就被搞死了，残酷的事实实在是让人们的心里无法接受又无可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