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庭玉 又名施小如，男，67岁，家庭贫农成分，本人铁工出身，中共党员，原籍繁昌县人，现住夏村公社夏村大队，家有妻、孙女（孙女儿系从孤儿院领养）共三口。
    解放前从小放牛，务农，打铁。解放后，先后任过夏村乡长，船渡大队书记。死前任夏村农具社副主任。县宣传队进村后，由宣传队胡××、郑××等同志，根据他人口供，未经调查，找他个别谈话，无法交代问题，1968年9月11日将他搞来，胡××等人进行审问，未交代问题后，由胡叫专政队员将他双手铐了起来，带回农具社铁工车间进行严刑逼供到天亮，时供时翻，次日派人送他回家洗脸，他洗了脸未吃早饭来农具社，分别找厂里胡××、吴××下跪求饶，申诉自己问题是假的，当晚又将他搞到理发店后面房间内，由李××等人审问了他三个多小时，后回家。次日发现用绳吊死在不板圲树上致死。施庭玉被逼上吊后，用稻草制成人样，将他的原来的衣服穿上，在夏村文化室示众批斗。

 
    官方提供的夏村农具社老共产党员施庭玉《致死者登记表》上登记的施庭玉是75岁，当时官方报告的附件材料——1969年调查报告附件记载的年龄为67岁，经过核实施庭玉当年67岁应该是准确的。
    他是解放前来到夏村的，最初来的还有他师兄，这师兄弟俩是教师爷会家子，师兄叫邢中繁，矮矮的，五大三粗。据说施庭玉有气功，一口口水若吐到你身上，那你就不死即伤。刚来时他们就在乌夏地区开馆收徒教打，后来他师兄去了泾县万村开馆收徒教打，再之后又回到夏村，不久就离去。
    施庭玉没徒可教时，还擅长枪械修理，经他之手修过的枪特好使，远近闻名。经常挑着担子走村串巷，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地方他也去，加上他原在国民党枪械所干过，解放前经夏村苏大嘴介绍进了国民党。解放后，共产党又启用他，当上了夏村乡民兵大队长。一来他能干事，认真负责，二来给新四军、游击队修理枪械做交通员。这次清队就说他是国共两党的人，动机不纯，又因为他曾任过船渡大队大队长，与陶胜春共过事，专案组自然就会找到他了。
    解放后大炼钢铁那会儿，由于他以前在枪械所干过铸工、钳工，对钢铁的冶炼比较内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荣获了“五一”劳动奖章，到北京还受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得到了一套中山装（含帽子）礼品为纪念，回来后就被提拔为夏村乡乡长。
    一世英名，一身武艺，一手绝活，就这么湮灭、失传、无存。
    一个无儿无女与世无争已经67岁的老人，一个为党为人民作出过很多贡献的老共产党员，带着他对老伴和养孙女的眷念，以及对那场运动的诸多无奈，悄悄地走了，远行了……前面走了，后面就有不少人提到了他：
    老人9月13日早上向农具社职工、交代了一些事，回家就把楼上的柴火等重东西一一都放了下来，将家里生活上常用的油、盐、酱、醋、米买来备足，将家中水缸的水挑得满满的。因为他老伴也年事已高手脚不太利索，然后拿了根农村挑稻草用的勾绳出了门。他从大街到后街，路上碰见养孙女儿同学还嘱其关照他孙女儿，再过河至双河口队一个叫毕山口的山上……
    当专案组派人找到他后，去的人一刀割断绳索，老人就倒在了地上。去的人就拽住老人的双脚倒拖行走，老人背心的肉都被拖掉几大块，红丝丝、血淋淋、惨不忍睹。
    2006年5月17日老人的养孙女施则琴告诉笔者说：“我当时小，不懂事，只知道哭，公社里一位领导走上前对我吼，‘哭什么，哭，不许哭’，我也就不敢哭了。幸好家里有现成的棺材，但只剩下一老一小，无能为力，眼睁睁地看着人家，把爷爷就那么草草地装殓，埋在了双河岸边，若发起大水来都可以冲走，平反后才得以将爷爷尸骨移至骆驼山林业站上面山上。记的爷爷死前曾跟家里人说过，有人咬了他，要打，厂里十几二十来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一打，不是反革命的话也变成了真的反革命。我是个孤儿，爷爷是芜湖人，是个铁匠，走南闯北一生，他收养孤儿，从来就没有什么养儿防老的意念，纯粹出于响应党的号召，同情心、道德心决定的。他对我非常疼爱，爷爷去世了，我就和奶奶相依为命，接着奶奶也走了，我又二次成了孤儿，想起这些我的心至今都在痛，都在难过。”

 
    李文会 男，43岁，富农成分，本人务农出身，原籍青阳县人，住夏村公社三高大队学里生产队，家有妻、子、女共七口。解放前他为了躲壮丁过继给李发秋（富农分子，伪石埭县财粮会负责人，解放前病死）做干儿子，李本人一贯务农，历史上无问题。宣传队进村后，根据逼供信得来的口供，1968年9月4日晚由积极分子王×云、王×青两人找他个别谈话，未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第二天在生产队群众会上对他进行了批斗，仍未交代问题，当晚由专政大队王×青等人将他带到王家神仙，进行了捆绑、严刑吊打、踩杠，逼供到下半夜，无法，讲自己报了一个名，快天亮时放他回家，次日还要找他交代，逼得无法于1968年9月6日晚七时许用绳子在本生产队仓库屋檐下自缢。
    蒋淑芳，女，是李文会的妻子，可能因为背很驼的原故个子不高。她于2006年6月12日跟笔者说起逝去的那段往事时，已是75岁高龄的老太太，语调缓慢，想起什么就说什么，但其记忆还好，吐字很轻。过去的那些凄楚的日子和事，对她这位一脸皱纹满头银丝的老媪来讲，早已不象从前一石就能激起千层浪，巨大的不幸和悲哀压得只剩麻木了。她听完笔者给她读的上面那段关于其丈夫的附件材料后开了口：
    “我家他，青阳县杨梅村的人，家庭成分贫农，过继到这里，顶了个富农出身。文会走时，家里有6个小鬼，大儿子14岁，小的是个遗腹子，还没出世。一天下午，三高五排批斗李家队三毛、四毛，他回来就说了声‘不好’，可能要搞到他头上。我家文会傍晚前脚进门没坐稳，后面就来人找他去谈话。他们讲的那些事情，文会没做，又不识字，能交代什么呢？好歹要他交，交又交不出来，就把他弄到王家屋里（老大队部），吊打、踩杠，吓得要死。听人告诉我说，李文会痛得喊叫‘阿唷’直到天亮。那次把他手指也搞破了，伤还没好，又来人找去拨墙脚。那些日子，他在家嘴里就一直念叨，‘许多小孩，以后怎么搞’？我估计他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起了自尽的念头了。乌石杨村，有个剃头的‘老好’，常来劝他，叫他‘不要做坏事，想到别的路上去了，你还有许多小孩’，后来，还给文会剃了个头。那天晚上，他要我蒸一碗腊肉，我有点舍不得，就在腊肉下面垫了层香芋头片子，其他几个小孩没回来，他和大儿子先吃。吃完，他把绳子放在口袋里走了，这是我估计的，我没看见他手拿绳子出门。”
    可能是时间坐久了，她挪了个位置，一边剥着黄豆一边继续说着。
    “女干部王××，打手王××，余××踩杠，贺道明言语上上杠子敷衍了事，汪道明下不了手踩杠，只好轻一点做做样子。苏文清的母亲告诉我说，‘你家文会一夜的眼泪水都未干，疼痛到天亮’。李文会走后，路上大概碰到了蒋立天，便改变了路线，又从自家屋后屋檐沟，向毕千方向走去，最后在生产队仓库后的屋檐下用绳子自尽。专政大队来我家没找着，后来找到了。远处，不知是谁喊了起来，‘不得了喽，李文会挂掉（当地对上吊人的俗称）啦’！干部叫我去给文会吸气，我去了也不行，人都已冷。队里老三去，用刀把绳子割了。当天，隔壁毕千队在开会，老三赶到会场对大队王支书说，‘学里李文会自杀了’。王支书听说连忙赶下来，死尸已经放在晒场上了，人声嘈杂。当时有户人家妇女跟王支书讨好说，‘李文会自杀，他家里人哭着说是黑天的冤枉’。她本想挑拨一下，王支书一句话没回就走了，没答腔。文会没死之前，因为富农成分被那些人到家里搜查过一次，把楼上的假皮箱、穿衣镜、花瓶，还有坛坛罐罐都搞到大队部去了——”说到这，她嘎然而止，就什么也不说了。

    梁英康  他的档案很简单：又名梁英才，男，41岁，家庭贫农成分，本人学生出身，原籍肥东县矿区马集公社人，家有妻子共四口。
    解放前，小时在南京、肥东等地读书，1944年在南京参加一贯道组织，先后在南京和家乡织布及做生意。解放后，1951年在肥东干校学习，协助土改，1952年至1958年在合肥林校读书，1958年毕业分配在石台县林业局工作，1961年调太平，1963年至死前在夏村林业站工作。
    1968年7月29日县林业系统大联委在县局举办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梁在8月1日来局参加学习，学习期间，根据夏村当时查破反革命集团涉来线索，嫌疑他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于8月10日下午在26人参加会议上对他进行了批斗，梁未交代，11日下午又对他进行批斗，承认自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交代了一些问题，在批斗中未捆打，但不时令其下跪，晚上继续对他揭发批斗上了手铐，批斗后押送县专政大队看管。12日早上解开了他的手铐，让其写书面交代，到上午10点许由李××等八人对他进行小会审讯了一个多钟头，午饭后，继续在房间中写书面交代时，乘值班员不注意，跳入食堂水井内致死。

     据当年在现场的人说，12日这天中午，他在食堂吃饭吃的好好的，没一会儿就坐在楼梯口。眼睛定了神样。后来专案组人员便发现人不见了，就派人到处找，结果在井里找到。当时就通知他在石埭县七都读书的长子，其长子赶到县林业局，由其所在单位林业站站长向其说明情况，并叫他把他父亲的东西拿回去，还顺便带着他去了他父亲的坟地。
    作为梁永康他本人去林业局学习报道时，心里兴许有感觉，兴许浑然不知。地方上却早已知情，梁永康上车那天，公社革委会成立才几天，公社派陈××去县里报喜恰好也是那天，于是领导还特地嘱咐陈××路上注意点，不要让人跑了。其实，这是个双保险，因为在此之前，已安排了社直机关革委会副主任疏炎炉负责监送事宜，只是考虑到疏炎炉之父已属监控人员，故又嘱咐陈××罢了。

     李克任 他的附件材料是这样写的：

    男，51岁，家庭中农成份，伪国民党员，住夏村公社三高大队前山生产队，家有母亲、妻、子共四口。解放前，1942年起先后曾任过伪保长，乌石伪乡公所事务员，1944年后在芜湖茶叶店当店员。解放后1955年混入我革命队伍，先后在贵池茶厂农产品采购局工作，1957年4月整编，被动员回家。回家后1961年办食堂任会计，因贪污盗窃被县公安局拘留过十天放回监督生产。县宣传队进村后，由宣传队员江××指使专政大队王××于8月31日揪来响里文化室进行多次批斗。9月7日晚上搞到文化室审讯时，由宣传队王××参加，逼供不招后，由专政队员施××、倪××用绳子将他吊在空中，后绳子被吊断，人吊倒在地，手脸被跌伤，当晚未让他回家，关押在文化室内，次日放他回家，吃了早饭后说去房间睡觉，用绳子吊在楼板上致死。

     据事后在场者透露：那天晚上是闰7月15日，按说是月圆之夜，可老天却下着淅沥秋雨，寒意和惊恐让人们早就缩在家中。四周鸦雀无声，只有山边的一处仓库里亮起了忽闪忽闪的煤油灯光，忽然，一个大嗓门的人吼道：“说！你×年×月到海狮山开会干什么？“
    仓库里堆放着许多生产队的杂物和稻谷，墙角处一大块空地，显然是被人拾掇过。空地上，一张学生用的旧书桌，一张长条凳，凳上坐着两个人，看来是审问者；边上散开站着4人，大概是专政大队的人了，其中有一人手拿红棍子站在桌边，一人忙着给审问者倒茶水，还有两人站在被审问人的后面。这些专政队员脚穿力士鞋（解放鞋），黑裤子蓝褂子腰扎皮带，衣服袖子卷到了手臂，一个个怒目圆瞪。审问者是宣传队员，被审问的就是李克任。宣传队员问话之后，对方一点反应都没有，叫站在桌边的一个专政队员，“去，把绳子准备好，再不交，就把他给吊起来，“同时嘴里还唧咕，”不——说，马上要你好看“？”说，快说！“”说吧，不然，我的红棍子可要吃血了！“”干脆把他吊了再讲，罗嗦什么？“主人问话刚结束，周围是一片应声虫在嗡嗡，在嘶叫，在狂喉，有拿绳子往房梁上搭的，有人朝李的后腿肚狠狠地踹了一脚，只见那李克任”哎哟“一下，两膝往地上一跪，两手朝前一扑，手心就擦出了几缕血丝和泥土。过了一会儿，见对方低着头不说，又搞起引供、诱供、点供一套把戏问：“别人都去了、说了，你不说是吗？”李克任先说“没有”，后来见对方虎视眈眈又要动刑，赶快一连声地说“是是是”，接着就来了个信口雌黄，以解燃眉之急。等他一回到家就自杀了。
    前面在“古老乡镇”一节里有对海狮庙的叙述，那“雨台山”即“海狮山”。夏村公社的宣传队在审问“反革命”时，还有那些受审之人，都不时的会提到“海狮山开会”一事，并且还与原夏村公社被关押的书记张明道有牵连。这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根据几十年后一些人，包括当时夏村公社农技站站长、社直机关革委会副主任鲍玉山的回忆，大致情形是这样的——
    海狮山的海狮庙解放初期被拆毁了一些门窗，到夏村乡政府建小学校用，尚存之一二在文革前期的1967年给破坏殆尽，文物被偷盗，庙宇被拆，其建筑材料运到石板街，建起了一座当年流行的文化室。
    海狮山的海狮庙距离夏村公社所在地颇远，中间还隔有一条大河，来回一趟就是一天时间。当时是张明道任公社书记，群众对建文化室欢呼雀跃，热情很高，干劲十足，撇开政治因素不说，就文化室的建成对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看电影、表演文艺节目等，还是具有非常大的现实意义，何况这也算是人民政府为老百姓办的一件大好事，大实事。
    拆运庙宇的那天，一些群众自发地去搬运砖、瓦、木料、石柱、石礅……路上是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张明道书记亲自带队，到山顶以后，他还主持召开了一个现场会，会上也就是讲了一下拆毁庙宇的目的，为什么要兴建一座文化室，以及拆毁搬运过程中需要注意安全，清点人数等事项。因为天热，人们都戴有草帽。1968年清队开始前张明道书记就被夺了权关押起来，这个当中社会上传着谣言：把海狮山现场会说成开黑会，标志是每人一顶草帽在手，总头子就是张明道。一传十，十传百，十里无真信，这么一个初衷非常好，很简单明白，公开、透明的会议，最终被传说为开反革命组织会议。天下之大，真是无奇不有呀！那个时候，要想整人，要想夺权，要想报复，太容易、太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原委就是这样。自宣传队83人下江南到达夏村后，就一直在追查有关“海狮山开会”一事，搞得是鸡犬不宁。一些曾经在场的人都不同程度的受到了他们的迫害和摧残，个别的还为此丢掉了性命乃至是家破人亡！
    李克任也正因为这件事才把命丢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