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全富 夏村公社三高大队芦山生产队，死亡时54岁。
    1968年8月21日，宣传队指使专政大队将他揪出关押在大队部，先后多次给以捆绑、罚跪，严刑逼供，均未获口供。8月24日审讯的下半夜，他从关押的场所爬上屋顶，对专政队员陈××、邵××喊叫：“我不是反革命，我要自杀了。毛主席万岁！”专政队员陈××、邵××听见喊叫后就叫张全富下来，此时的张全富一不做二不休，立马已从屋顶跳下，当场便昏迷了过去，大腿被跌伤。
    这之后，把他关在大队一个多月，他等到腿能行走时，于1968年10月11日上午乘去解大便之机，再次用自己裤带吊在柱上自缢。
    他受刑或在牢房时，“生”与“死”的对比、较量、斗争，很有可能一直在他的心里思想、徘徊，但最终脑海里得出或浮现的是“生不如死”的答案或情景，让他一二再再而三、苦苦地、想方设法地赴死，并且还死得是那样的理直气壮、大义凛然，居然还高呼口号喊“毛主席万岁“！这实在是一个不应该发生的死亡，是个悲剧式的人物。

    陈治水 在夏村陈家与苏家搭界处，有个几户人家的小自然村“官井”。之所以叫“官井”，因为其后山是官军山，顾名思义古代那里是官军引用水的生活区。居住处的环境不错：清新、安宁、幽静，加上这里的几户人家是陈姓弟兄一门，很象是又一个桃花源。
    只可惜那个年代运动向纵深发展，触及灵魂，大凡有人烟之处，就必有革命，有专政大队，有专案组的人。何况陈治水是人不是神，他升不了天，也成不了仙，超脱不了自己，更摆脱不了凌空飞至于他头上的“反革命分子”帽子。
    那时关押场所不够用，他被关押在梅渚庵附近村姓李的一户人家。审讯时经常将他两个老拇指系住，把他吊起来，再在他脖子上挂一粪桶，桶里还加进不知从哪拿来的废钢管。他架不住三天一小刑五天一大刑的伺候。熬刑之后回到房间，他顿感万念俱灰，觅死觅活，到了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地步，于是出了个荒唐岁月荒唐事，出了个是男人都不会干的事——
    据当年看守他的人讲：陈治水他乘上厕所之机，捡了根铁钉带回了牢房，然后躲在一个阴暗处，坐在地上，脱下自己的裤子，咬着牙关，忍着肌肤之痛和内心之疼，用铁钉一次、一次戳向父精母血的子孙袋，戳破一个口子，用手将其睾丸抠出扔了，以致于昏倒在地。幸好发现的早，送到夏村医院，经刚从大学分配来的杨医生抢救，陈治水才得以康复。出院后，有人问他：“你为什么胆子哪么大，非要如此作践自己？”他说：“当时就是觉得永无出头之日，天天提审，共产党的天下怎么变了，还不如死了算了。”
    自古轻生多得是，上吊、投河、服毒、抹脖子、割手腕等等，极少有男人拿自己的下身当儿戏。可他却这么去做了，其情其景其绝无与伦比，其心其境其志可钦可佩。
    前两年才从黄山区（原太平县）政协副主席任上退休的李杰生，1968年9月刚刚由大学毕业，就被分配在夏村农技站。同时分配到夏村的还有一个姓杨的，姓杨的在夏村医院工作，前面所提到的一位陈姓人在牢中自残子孙袋一事，其手术就是这位杨医生做的，据说此人现在已经是北京一家儿童医院的院长了，他们自然是那段历史的目击证人了。
    李杰生刚到夏村农技站，宣传队就把他叫去参加审讯记录，并且把他列为5人小组成员之一。因为他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历史清白，与当地无任何瓜葛，初出茅庐，什么也不懂。小组中有个头头常常训导他：青年人，要站稳立场，对敌人要狠，不能心慈手软。李杰生负责整理材料，专案组在医院后面审问疏日福他做过记录；为了保密整理材料，上面在营业所后面租了个房间让他搞。他住在农技站，与农具社不远，晚上农具社里传来一阵阵鬼哭狼嚎声，让人久久难以入眠。不过他知道，“半夜听人叫，天亮出材料”。

    王光林 此人是巢县人，在和平公社南安大队做窑匠。他因为跟汪社泉、邵光正（这两人清队中被关押受审）的关系不错，专政大队人天天要逼他交代。
    王光林是一个老实巴交，不知道花言巧语的人，遇到这种事就没辙，不晓得“好汉不吃眼前亏”的道理，不懂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古话的意思。可有一点他知道，就是做人要讲义气，没有的事，决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如此不交，专政大队的人又岂能够饶他过门，吊打成了家常便饭。熬刑的日子实在是不好过，瞎说又不行，不说吧，又不知何日是尽头？想着想着，一个求死的念头产生，他打起了既可装黄烟又可装纸烟的铁盒子的主意。
    当时所谓的监狱里，为了防止“犯人”自杀，也想了些点子，想上吊没有裤腰带，刀子、锯条、大石头、玻璃片都没有。但天下无难事，一个人抱定了去死的信念，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挡。他早就留了心，平时上厕所时，发现厕所的窗台上有个铁盒子。一天，趁专政大队人不注意，他把铁盒子揣进口袋，又拣了块锋利的青石。回牢房就动手将铁盒子弄成了小碎片，再把这些小碎片一片一片吞下了肚……
    后来肚子里难受就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看守进来发现情况不好，马上叫来多人，将他抬到广阳121部队医院救治。部队医生最后用土法子——把韭菜捣乱捣碎灌入王光林嘴里吞下，那些小碎片再由大便排出——才使他脱离危险，不幸的是，生命保住，可大脑却弄坏了。

    女职工  夏村机关单位有位女同志她没有生育过孩子，与陶胜春又是一姓，于是就结成干兄妹，祸即由此出。她被专案组认定为有反革命嫌疑，立即对她实施审讯，将其双手捆在一起上吊升空。为了安全起见，所有在押犯人的裤腰带都被事先拿走，以防犯人中有想不开的自杀。专政大队的人就对她用刑，由于推推搡搡、跌跌撞撞女同志的长裤就松了，人双手捆在一起上吊升空，裤子也就自然掉下地。女的一急，顿时小便失禁，小便由裤管里往下滴到了下面打手头上、身上。
    打手们先不知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明白，便一边戳娘捣庇地骂着，一边干脆把犯人湿透了的短裤拽了下来。你看那些人笑吧，笑得前仰后合。那造反派头头闻声跑过来，见此情景，顿起玩心、邪心，他到厨房里找了个农村过去刷锅用的竹丝刷子，用它朝着人家女人下身胡乱戳着捣着，使人下身血淋淋的。看的人大多开怀大笑、淫笑，也有一些人看不过去离开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之后，人们背地里都数落着这个人：真缺德！难道他就不是娘生的么？作孽呀！
    这事过去多少年，女方家里没人知道，这种事，农村人还是很讲道义的，一般是不会告诉人家家里人的。可什么事只有相对没有绝对，事情最终还是让其家人知晓，他们家人追着那头头要打他。
    当时关押，因为关的人多，专政大队人员忙不过来，宣传队就叫有“反革命”的单位派人看管本单位人，单位只好派了个女职工去看管。
    石板街有上中下之分，同时也有3个生产队，机关单位也穿插在这条街上，上、中街连在一起，下街与上、中街稍微有些间断。有一天批斗她，批斗地点在中街叫“关门口”边上的文化站里，人被关押在上街末端，两个女专政队员押她出门。她受刑后体力不支走的慢，专政队员就推她，走至街道，一个踉跄跌倒在地。两个女专政队员嫌她走的太慢，两人各捞着她的一只脚，就那样把她从上街倒拖至中街批斗现场。打那以后，她就一直留心想寻找解脱了。
    一回，她说要出去解手方便，看守处没有厕所，但后面有个院子，看守就带她去了院子，看守站在远处。她走到较远的一片空旷处蹲下，先是眼睛在地上四处寻找什么东西样，后来估计瞄着了所要的东西，只见她两眼盯住远处的看守，自己一手迅疾地抓住一个物件往她自己嘴里塞。幸好看守还灵敏，反映迅速，三步并做两步跑上前，把她已快放入嘴里的手硬拽了出来，将其手掰开一看，原来是一块有锋口的铜钱大的玻璃片。看守也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好险，差点出了人命。

    徐占修 被捕前系夏村公社石板街合作商店老板，解放初参加新政府的公私合营，解放前为私人经营，在当地轰动一时的“骆驼山”牌香烟就是他生产的。1968年清队的一天，夏村石板街上由宣传队组织人员开会，徐占修也参加了。当台上点了一长串名单中有他后，他便借口回家有事出了会场。回到家，就将被单撕成条状上了吊。他是个胖子，很重，布条不堪重负，断了，“嘭”的一下，掉到了地板上，弄出老大一个响动来，这才被人发现，进去阻止了他继续寻死。

    象上面5人唯求一死的情况，在当年可说比比皆是、俯拾即有：
    夏村公社三高大队响里生产队人张文才，宣传队进村不久，就找他谈话。接着行刑逼供，几次下来痛苦极了，痛不欲生，就想跳到水库寻死解脱。跑到水库往下跳，谁知阎王爷不收，没死掉，又被人发现救活了过来。这一下可就没有好果子吃了，专案组更变本加厉整得他死去活来，全身伤残。没几年他还是死了。
    夏村公社夏村大队中街生产队杀猪佬桂跃达也是受不了刑罚之苦，乘到河边挑水的空儿，一步步向深水区走去，同样让人看见被拉了回来而幸免遇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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