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安乐  是原乌石公社长芦大队书记，是个老共产党员，土改时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他说起1968年的事直摇头：
    “1968年10月2日到大寨去参观学习，这是上级党委的信用，来回一个多月零两天。11月6日到家，一回家就听说大队“反革命”有108人，搞倒不少大队干部哩。
    第二天我就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办案人员开门见山讲，要我把问题交代。我站起来检查了自己的工作，没有讲反革命。看我未交代，当时就叫我停职反省关在大队，勒令要我写检查，我写了达十几张纸检查工作。公安局吓唬我，要我交代参加反革命的事，我拒绝写检查，就把我搞的到处批斗。
    十多天后，也就是12月初的时候，公社要开大会，我也预计要搞我。大会是在学校操场上开的，专政大队大队长C××还挂着盒子炮（手枪），在这次大会上就把我抓起来，关在原供销社后面，从上午到下午就审讯，采取法西斯手段，铐子铐得很深，痛的惨叫，无人松铐。后来又将我关在柿树坦生产队。批斗当中，专政大队汪××用红棍子打了我头一下，当时几乎痛昏过去。那个时候，还不准家属子女见面，比法西斯还不如啊！
    我因为一直不交代吃了两次亏：在岭四队办党员学习班时吃了亏，一直跪了10个小时，连中饭不给吃，晚上我爬不起来倒在地上；第二次在边山队吃了大亏，当时专政大队方××用大柴将我捆绑（先用绳捆好，再将大柴插入），简直无法行动。这次后在家睡了7个多月，不能出门，我的身体受伤很严重。
    在68年，我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不交代“反革命”。有一次在当时的学习班上，我对张年发谈过：”请党组织给我的问题搞清楚。”特别令人气愤的是，在岭三队批斗我时，让一面才摘掉四类分子帽子的吴成玉来批斗我，简直敌我不分呐。
    68的经济损失太大了，那年大队给我记的30个工分也没有了，全家超支300多元，就强行将我家一头猪抵任务，该一级的猪被他们抵为四级。
    69年那次平反不彻底，是敷衍了事，78年的平反才是真正的平反……”

     芦荣跃 曾是和平公社副书记、南安大队支书，2006年11月2日在芦荣跃家提到和平公社的清队，他是一肚子的苦水。
他手上有一本安徽省民政厅发放的《退职老弱残职工定期救济证》。2006年时已是70多岁的老人。他家以前人口多，负担重，家里七、八个人，干部带头下放那会儿，头脑一发热，也就稀里糊涂的到农村回家务农，在南安开代销店。他1962年6月30日退职，解放初干过民政，信用社第一任主任。
    “乌夏事件”也波及到了和平，因事后平反的材料都从他的手上过，所以和平、特别是南安大队，他知道的事情不少——
    和平抓“反革命”是从抓丁村生产队队李康林开始的，逐渐就搞到了他芦荣跃头上。大概是8月4～5号，汪社泉写了张纸条交给了李排长，说要把芦荣跃搞起来，“反革命”才能搞得出来。芦荣跃就这样被搞走，关在公社茶站，68年8月9号抓的，到69年元月15号才放，69年4月3号平反。
    关押期间芦荣跃天天受审，那些人要他承认，要他交代。他对李排长和武装部梅部长说：“我是共产党员，我怎么会参加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李排长他们说：“你是党员，我也是党员，你搞反革命，我搞的是革命。”“现在跟你们说，你们不知道，只有以后水落石出了。”芦荣跃回了一句就保持了沉没。
    他不交，就把他吊起来，吊得芦荣跃两个脚在地上直叉。国庆节那天，把他吊得昏死了过去，至今，这个日子他始终记着。12月份搞分配帐目，李排长把芦荣跃弄了回去搞帐。一扎帐代销店短款100多元。他被关押几个月，小店就没开门，老鼠硬是把1角两角的纸币咬得残缺不全，拖得七零八落。短款出现，芦荣跃又能找谁去，只好把家里自鸣钟抵押，不够部分借款，才算还清。
    老书记说到伤心处不禁落泪，他用手揩了揩眼角，提到了其他一些人和事：
    68年9月初，汪社泉关在大队部，写了个东西，是张条子，给了解放军李排长，李排长是121部队的，专门负责和平公社南安大队。条子上告诉李排长说，乌石陈承祖家有电台。
    9月9日，胡五九和汪社泉被搞到乌石关押审讯，是李排长在直岭打电话给乌石专案组B××的。李排长说：“我们这有两个犯人（指胡五九和汪社泉），放到你们那儿，我们这里不方便。”电话内容是南安人亲耳所听，因为南安大队电话和芦山林场直岭分部一条线，南安这边响一下，直岭那边响两下。
    有次在南安张永福家开会，县公安局的一个吴副局长在会上讲：“你们搞不出来，没用，秧溪不是搞得很好吗？你们手里棍子都是吃素的！”没几天，张永福跟芦荣跃谈心：“现在这些怪事嗷，怪搞法子。”芦荣跃就问怎么回事？张永福才说了那些人在他家开会的事来。
    舒天富本来死不了，他已60多岁。当天审讯后就放了，让他回家，第二天再去，他回了家就不想再去了。舒天富被关押审讯的地方，隔壁也关了一个女的。女人前一个丈夫是三高大队人，枪毙了；后一个丈夫张祥水清队被搞到，专政大队人员还把张祥水这个老婆也吊了起来拷打。舒天富看见，想想自己年龄大了，象那样整不如死了的好，于是就自寻短见。
    还有茶站叶站长就是被当时的那种造神运动衍生出的“文字狱”而丢掉性命的。1968年国庆节那天，茶站的叶站长在写标语——“毛主席万寿无疆”，谁知道怎么搞的，鬼使神差的把“万寿无疆”写成了“无寿无疆，”并且标语还刷到了街道的墙上，别人还没看见出了错，还是他自己看见的。当时他发现写错了标语后，知道大势不妙，害怕的不得了。他有两个儿子都当了兵，在部队服役，他们家是军属，但他还是自尽了。
    因为这些人深深的懂得，那批斗、审讯的场面是很吓人的，自己即使死不了，也一定会被整的扒层皮。没吃过猪头肉，哪还没看见过猪走路么！

    陈来生 2006年6月5日，已经84岁的原夏村大队书记陈来生，对1968年那段个人经历是这样说的：
    在陈学谨的事情上，宣传队对他产生了怀疑，以至于差点关押他。因为解放前他在石壁陈给人帮过工，与四矮子（陶胜春）很熟悉。
    可能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审陈学谨，地点在石板街的下街头，公安部门一个姓黄的和一个姓王的叫陈来生去。陈来生去后见到陈学谨在受审，就说：“你呀！有什么就讲什么，不要瞎讲。”陈学谨一听，往地上一跪说：“我不是反革命，全是假的。”陈学谨等于就当场翻了供。
    事后，那姓黄的和姓王的找陈来生话里有话地问：“怎么你一去，他就翻了供，你跟他说了些什么？”打这之后，他们就不信任陈来生了。
    过了些时日，他们又问陈来生：“海狮庙烧了，大门那里去了。”他们那是在找岔子，见话问得有点唐突，其中一个就自找台阶拉近乎说：“你儿子（二儿子）当兵，我熟悉。”
    就这样怀疑他一个多月，弄得陈来生茶不思饭不香，心里一直打鼓，思想混乱，整天头晕晕的有心事。
    他的事还好在县里沈荣一帮老干部。
    当年，搞“五.七”干校，县里沈荣一帮靠边站的老干部，在夏村大队湾里苏劳动改造，陈来生家也就住在湾里苏生产队。沈荣原是县委书记，他那时每天都要到夏村过河，到吴家州或茶叶陇砍一担柴挑回去，也吃了不少苦。胡适友是个木工出身，他一次不小心，锯条把他手指锯了，出了不少的血。
    这帮老干部对夏村所发生的逼供信早就看不过眼了，现在听说宣传队他们准备动手又要搞陈来生这么一个非常本分老实的人，就出面策略地打短说：“他是县里批复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你们想动他，得要上面点头。”宣传队想动陈来生的念头因此才作罢，不然的话，他少不了要吃些苦头的。

    殷腊贵  解放前他们家从祖父到父亲都过着苦难的生活，他子妹4人，他本人读了四年书。1956年在县林业局当了2年通讯员，1960年在耿城、和平当了4年武装干事，1962年退职回家务农，有下放批文和200元下放金，1964年担任长芦大队大队长，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仍然在大队工作。
    1968年8月份整党清队学习班上，公检法主持，殷腊贵在学习班上做了工作检查。公安局的人当时说他光谈工作不行，要承认反革命，接着吴××、章××直接点名，号召大家揭发。
    这个学习班上有群众、四类分子、也有党员，掌握会场的有当时的大队干部、专政大队人员马××、汪××。殷腊贵说这两个人有野心，不是按毛主席政策办事。当时他同公安局副局长吴××谈过，自己没有参加反革命，可对方讲章××说殷腊贵的问题有人交了——法院的一个女的叫章××，蛮凶的，多少年后，人们提起她都说厉害，恨不能生吃了她。宣传队是8月十几号进村的，一个多月后，为了加强长芦的办案力量，法院章××、公安局吴××两个干将才陆续到来。
    后来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办案人员在殷腊贵家召开百人大会，将他捆绑起来，殷腊贵跪倒在地上一直到深夜。他家当时是一片惨景，大人哭小孩叫白天、晚上打疲劳战，殷腊贵的身体就这样给搞垮了，膝盖有关节炎，至今劳动重活不能干。
    1978年12月13日晚，长芦大队召开的关于平反问题的会上，殷腊贵说69年平反时是草率收兵，不彻底，这次平反他有这么几个要求：
    1、从1962年退职回家、清队用刑身体有影响，要求按党的政策补助下放工资40％。
    2、身体干重活不行，要求恢复职务和安排适当工作。
    3、清队关押审讯时影响工分200多个，是否能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