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组织名称

   九路军。 追逼无法，到处传供。一些被冤枉的贫下中农，在办案人员追逼下，假讲自己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还不行，逼着要人家交出组织名称、纲领；有的贫下中农怕受刑，答不出纲领、名称到处打听；有的被捆绑关押起来后，受不了刑就乱咬自己亲属，什么同学、朋友、战友、同事、上下级关系通通不管了；有的为了害怕亲属受刑，让人带信回家转告，叫自己亲属去作假投案；有的为了假供组织名称，打听后又怕忘记了，就叫人一句句教他背熟，好去交代。
    这里就组织名称假供出的就有多种各不相同，充满了血泪的荒唐剧：
    九路军  有1个贫农社员，在办案人员威逼下假造组织名称叫“一·二三”；另一贫农在被逼问下说：“我家门前有座山，1座叫鸡公山，还有两座山，三山得九，那么就是参加了九路军。”办案人员信以为真，很满意地认为他们供出了组织名称。
    2006年原夏村公社夏村大队下街队85岁的徐柏龄是这样回忆那段往事的：“那一年把我抓去审问，搞逼供信一套让我交代，看情形，不多少糊弄他们一下，恐怕是过不了关的，弄不好要被那些人搞得伤筋断骨，严重的能保住一条小命就不错了。我就编了一套九路军的组织系统，把组织的活动范围、行动口号都给写了出来，9月5日捕的，我当晚写的。
    有一天，专案组把他叫去讲，“你很老实，也很坦白，写的也很详细，就是还有点不完整？“
    他说，“你这个政府同志，你以为这个材料是真的吗？“
    对方脸一沉，把手枪往桌上一掼，“这是什么话！不是真的，难道还是假的不成？胆敢欺骗政府，你胡说！“
    他这人脾气不是那么很好，就回道，“你不要跟我吹鼻子瞪眼睛来这套，劳改我蹲了8年，什么没见过。我要不写不说，你们不会放过我，我呢，还想留把老骨头，所以我写了，至于真假，因为我确实没参加，不知道，只好编，这顶多是说我造假，犯不上判我什么刑。“
    专案组的人听他一说，也狠不起来了，改口说，“我们知道，你这个人是茅坑里石头又臭又硬，今天，你先回去吧，哪天再找你！“
    那些人知道跟他搞久了，很有可能，说不定哪天让他们进了一条死胡同走不出来，从此也没大找他了，只是把他关着不放，他吗，也倒落得个清闲自在。

    劳动党。  在侦破“116”案件中又冒出了个关于“劳动党”一案，1978年的调查报告中有段话是这样写的：

     “ 1968年7月13日，乌石公社召开了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的誓师大会，公布案情，发动群众，就地扣审了一些案件可疑分子。在审讯中，发现以陈新发为首的组织“劳动党”反革命集团，涉及到该大队一、二、三生产队70～80%人，将其逮捕审问后，对陈新发当时个人骗钱活动定诈骗罪，改判徒刑两年。后经1978年复查认定，所谓“劳动党”反革命案件是1个大冤案，已撤消原判和原来的一切文件，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乌石公社黄士红2006年7月21日如是说：“朝鲜不是有个劳动党么，原夏村区委书记朱华兴，后调到县里去了，听他不知何时何地戏说过‘我们就是独立军’，当专案组审问我时，我呢也就灵机一动跟他们说，组织就叫‘劳动党’！专案组里公安局的B××在我交代后出门，一拍他自己的大腿说，‘这下放心了，黄士红把劳动党老底子都抖了出来，不然的话，大海捞针，不知头尾，现在可以讲是真相大白了。”

    “乌石大队会计黄士红，一次供出敌人一个军的主要人员名单，把公社、区、县的主要负责人都供称为反革命，结果被免刑宽大。”

    上面这段文字是1969年调查组报告中的一段。黄士红原先也搞别人，一些小孩从他门口过，都躲到大人身后，不敢见他。把他抓起来后，公社还摊派他妻子交柴火到公社食堂，一个女人怎能搞得动一担柴火，只有哭。黄士红当时把乌石公社的六0炮、机枪都讲了出来。杨福寿在焦村（那时叫龙源公社）逮捕的，以至于杨福寿后来在乌石公社任书记见着黄士红对他说：“你这个家伙，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呐？都象你这样，不知要搞死多少人的？”黄士红夫妇在哪个年代也还是吃了些苦头的。
    知情者对黄士红“把公社、区、县的主要负责人都供称为反革命”一说，是这样推断的——
    肯定有那么一档子事，他人很神气，这么一交代，起了一箭双雕作用，他不但得到了解脱，不受刑罚外，还泄了自己前些年的私愤。前些年他和章在信同在原夏村大区任干事，当时夏村大区里一、二把手不和闹两派，一派保朱华兴，一派保程四九。结果县里派了个姓王的去搞调查研究，也就是下乡检查工作。黄士红他那时和章在信年纪比较小，看那姓王的神神密密样子感到很好奇，有一天，他们两个悄悄地偷看了那姓王的日记，结果被发现。本来跟他们这些小鬼扯不上边的事，这下好了，等于是扳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被上面给辞退回家吃上了老米饭。这不，公社、区、县的主要负责人姓名，凡是所认识的全说了出来，也只有他清清楚楚，能写的出，另外随便找个人来，都很难报出个子丑寅卯。好在专案组和县里当时有个计划，战线不能过大过长，待乡镇搞完再把清队重心转到县城，这计划上的阶段差使县城里不少老干部逃过了一劫。
    在乌石的公检法专案组报给上面的材料中，说他们在破获“116”案件同时，还挖出了一个以陈新发为首的“劳动党”反革命集团，其实这只是一个很普通的骗钱的案子罢了，却被人为编排的神乎其神。
    陈新发乌石船渡石壁陈人，这个人聪明且调皮，尤其是他那一张嘴，巧于应变，赛过刀一般快，凭你什么事，高来高就，低来低对，死的也说得活起来，“劳动党”的事，在很大成分上就与他的聪明过了头不无关系。他原先在夏村公社农具社工作，工资是40.5元，因为家里小孩子多，穷得无奈进行贪污，被开除回家。回家不是结束，还要生活，就下河打鱼为生。
    有一天，在河里搞鱼，捡到一枚国民党208师的出差证，他当时似乎受到了某种启发，一下子就来了精神。
    清溪河边有个开店的叫桂文蔚，他们两个很熟悉。此时陈新发肚子里确实冒出了个绝好的生财之道，他这个人是个不太安分之人，无聊久了，就会时不时地给你弄出点响动和名堂；他还是个善于抓住那些稍纵即失的机遇者，能见人说人话，遇鬼讲鬼话。
    他上了岸，走到小店与桂文蔚攀谈起来。他买了一包烟说：“怎么样，小店生意好吧？”
    桂文蔚答：“好个屁！还是能干专政大队好，你没看见人家是吃香的喝辣的嘛？”
    “那又怎么样，你是富农，你想参加专政大队，他们会批吗？”陈新发瞅了他一眼，喝了口茶继续说，“你呀！也不想想、看看，现在到处都在抓反革命，你成分又不好，你的店也开不长，他们迟早会搞到你的头上的。”
    “那我该怎么办……？”陈新发几句话说到了他的痛楚，平时他也是有这种担心，所以情不自禁地接住了人家的话，就似被霜打了的茄子样。
    陈新发见状，又瞟了他一眼，估摸着是火候了，就狠狠地拔了一口烟说：“怎么，蔫了是吧？——天无绝人之路！”
    “怎么讲？你有什么高招，快说说？”桂文蔚是蚂蝗听不得水响，迫不及待地盯住陈新发问。
    “这么办吧，”陈新发见店门口有人，就起身走近桂文蔚身边，对着他耳朵嘀咕了一会，大意是说：我们应该放火烧山，我给你想个办法，写个申请参加劳动党，再如何如何……
    当日无事，隔了几天，他们又凑到了一块，商议搞劳动党必须要有经费，陈新发说靠我们几个还不行，人家不一定相信，最好能把我们船渡石壁陈陶胜春拉进来做靠山，他是干部，人缘好，另外便可向他借钱，据说陶胜春后来曾借了一千元给他们。他们每发展一个人进去，都煞有其事、装模作样地填表、捺手印、宣誓，还拿出什么党章纲领类的东西让新进来的人学习，然后每人缴5元钱，发一个毛主席像章，党费视家庭经济情况而定，或多或少。
    不久，东窗事发。专案组在桂文蔚家附近找到了证据，那是个埋入地下的瓦罐，里面有党纲、两个银圆、两个笔记本，至于这所谓“党纲”是否真正反动，笔记本上究竟又记载的是写些什么内容，都只有官方嘴大，想怎么讲就怎么讲了，但有一点，这个什么“党”自始至终没有行动恶果，却是不争的事实。直到最后平反大会上宣布，大家才知道陈新发搞的什么“劳动党”是个以敛财为目的的诈骗案，人群里无一不咋舌。
    这个陈新发把很多人玩了个心惊肉跳，太让人又气又恨又好笑，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免心有余悸。专案组的人平反时听说如此澄清，大多是哭笑不得，心里说不出个滋味。
    他开始关在公社大院。有一回，不知怎么让他跑了出来。他跑出来后，就躲在他父亲看玉米的棚子里，因不敢露面，由其老父亲天天给他送饭。时间不长，又不知怎的给暴露了，大概是走漏了风声。那时已到了冬天，专政大队的人押着他从群众门前过，只见他鼻涕拖得老长，双手被捆着不能去揩，单薄的衣服用稻草绕两下扎在了腰间。这之后，他就被押到了县城，直至判刑、释放……
    前不久，70多岁的陈新发在与熟人谈及1968年清队往事时，仍是一副玩世不恭老顽童的样子，说起话来神清气爽、眉飞色舞、口沫星子直飞——
    他说他们那个村子不少人当年是官方所说的“双料反革命分子”，既是“116”案件又是“劳动党”案件中的货色。
    所谓两个案件的首犯之一蔡步清也是石壁陈村里人。蔡步清的大女儿是蔡前妻所生，这个女儿她不愿意嫁给同村陶自友的弟弟。恰好那天陈新发从夏村回家，陶自友同他的关系不错，就要陈替他去进行调解做和事老；而陈又与蔡关系特好，由陈新发出面去说，那可是一句话的事。陈也很爽快，一口答应，不说二话。
    事情也如他所料，办得很顺利。问题是他去蔡家时，同村杨荣贵也在场，杨荣贵也是后来所谓“双料反革命”，并且还是集团里的头头、骨干，清队时是属于最早被抓的。杨荣贵见到陈新发，就说他的一个半导体收音机坏了，托陈回夏村带去找人帮忙给修修。在场的同时有生产队长鲍狗子。巧合的是这些都让一个村里的汪志根撞见，这个该死的汪志根，没几天就诬告他们那天在场的几个人谋反聚会。结果可想而之了……
    但是没搞到鲍狗子。事后，鲍狗子告诉陈新发说，他知道汪志根的德行，连夜给人家送了一个腊肉腿，才使得人家写诬告信时没把他写上去。鲍狗子并且感叹着：“嗨，你要养猪呃，我若没养猪，哪有猪腿子送人？没有这个东西，我这把骨头恐怕早就不知丢哪喽！”
    陈新发说：“在当地乌石，差点让那些狗戳的搞死。我一双手被打的铐的不能动，专案组胡××还要我签字画押，我说‘手动不了’，胡××非要扶着我的手去签字画押。有一天，我被那些鬼押到供销社审讯，见我不交，专案组B××这个弄鬼的东西就把我吊在供销社女店员房门口，他自己却跑到人家屋里鬼混……过了两袋烟的工夫，在屋里喊问我‘想好了没有？交不交’！你看看，那是个什么货色噎。”
    讲到这里，他一边摇头一边从自己上衣口袋拿出茶杯，仰着脖子，“咕噜噜”几下，杯中茶就去掉了2／3，然后用手心在嘴上抹了过去，再用手背在嘴上又揩了过来，睁着两只眼睛望着人，嘴却眦着继续说他的。
    “咿，你不知道唉？后来把我押到太平，县里一把手阮主任亲自审我，一把手把其他人，包括公检法军管组、乌石专案组负责人的黎组长都被他叫了出去。他问：‘你是陈新发？’见我没回答，又问，‘烧不烧烟，还有什么些要求’？‘我口袋里还有20几块钱，总不会没收吧？要枪毙我就痛快点，我好买点酒菜吃吃再死。’一把手有点不耐烦了，‘今天不说这些了’。我把手伸给他看说，‘我手这样了，还能有什么要求？’人家盯着我的手看了会就走了。接着就让人将我送到仙源121部队医院，当时医院几个护士吓得要命，生怕我这个反革命跑了，他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在医院呆了三个多月，手好多了，我对那些护士们说，‘去，去把林戍机叫来，还是把我押回看守所吧’。”
    “1968年社会上流行戴毛主席像章。一天，我收到一个包裹，拿在手上‘咣噹咣噹响’，不知是什么东西，这是我北京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公社会计陈承祖刚好在场，他将包裹拆开一看，原来全是毛主席像章，在场的一些人便你一个我一个的拿走了，最后都成了‘劳动党’成员。我因此被判了5年刑，1972年出来。”他说完，嘿嘿的笑着，“不说了”，就甩甩手就走了。
    这个陈新发，都老到黄土埋到脖子还是那副玩世不恭、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从来就没有什么吃一堑长一智、改弦更张、收敛的时候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