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泽生  “乌夏事件”以乌石、夏村两公社为重点，波及到了好几个公社，其中就有和平公社。
    在关押塘家千大队胡五九的隔壁，早有一个20岁挂边的小伙子被收押着，他叫汤泽生，和平本地人，是和平公社第一个被关押的人。他年纪虽小，却已几经过堂，坚贞不屈，用行话说是个斗争经验丰富之人，小小年龄，能言善辩，在当时的和平早已是个人物了。
    难怪连塘家千大队胡五九发现隔壁关押着汤泽生时，便把人家当作智者问：“他们用楂栎刺打人，实在吃不消，我该怎么办？”汤泽生告诉他：“有，就坦白说；没有，千万别乱说。乱说后，一查有出入，还要找你，说你不老实，加刑；不到万不得已保命时，不能乱说。”胡五九听了他的话，在此后的日子里也咬紧牙关挺了过来，和汤泽生一样没有攀咬一个，虽然当年吃了不少苦头，但最终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汤泽生当时尽管是个小青年，可他已经历过很多事，早已有了心理承受能力，社会上、政治上、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使他这样大年龄的人与其成熟和阅历太不般配。多少年过去，至今他本人连他那个案件名称都不知其所以，只知有几十个名称，只晓得被扣了个反革命首犯帽子，其他，都跟“乌夏事件”不沾边。
    广阳镇与和平公社被永济桥（俗称广阳大桥）隔断，分属两头。因造陈村水库，1958年这儿的群众移过一次民，汤泽生家移到了石埭县七都镇。移至这里的有不少是广阳与和平人，他们大都出身不好或社会关系复杂而客迁他乡，他们这些人家就走的比较近些，大家的关系相处的也很不错。汤泽生对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阶级斗争”、“成分论”等持反感。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家庭温暖，又经历过大跃进的苦难，人就显得早熟、老格。
    这些人和他关系都不错，其中就有右派苏天阳和沈济安，而苏天阳最出名。苏天阳高中毕业，因为家里成分高上不了大学，就在农村当代课教师。1957年他只是说了一句大实话，“现在高校招生不是分数录取，而是成分定人”，就被认为攻击了党和政府，攻击了社会主义制度，被打成了右派。
    当时只有18岁的汤泽生心中有自己的是非评判标准，他经常到他们家去玩，很熟悉、很了解。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常在一块劳动，一块聊天，当地政府就把这批人视为异类。1967年解放军121部队进驻广阳。183部队进驻七都。部队进驻前，政府就有选择地把这些人中的不安全、不稳定户，迁移到宿松县华阳湖农场，说得不好听就是流放。汤泽生呢？死心眼，出于正义感，同情心，仍然同被迁移的那些人家来往。当他后来迁回和平后，有一回，还跑到了那个农场去看望了苏天阳和沈济安等人，这下就为他自己埋下了祸根。
    1967年的一天，七都当地出了一件事：一个晚上，突然一声枪响。在那个年代足以引起极大的恐惧和震动。七都附近有一个叫二夹坑的地方，那里原来有一个供销社的仓库，部队进驻后就被其占用，里面放些什么谁也不知道，窗子全被遮封看不见，有卫兵守卫。事情一发生，部队很快就将那里包围了起来。但是什么也没抓到，只是哨兵受了伤，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而当1968年汤泽生被抓起来，这早已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事却有人检举揭发，栽到了他头上。在那个血雨腥风、草菅人命的年代，只要稍稍坐实，汤泽生就会以“现反”（指“现行反革命”）而脑袋搬家。所幸“案”发时，他远在几十里外修公路，没有作案时间，又有许多人作证。后来听说，那次事件是因为一个战士立功心切，自己朝自己胳膊上开了一枪，谎报敌情，而那个仓库里也只是放着一些战士退伍脱换下来的旧衣被类东西。
    “清队” （“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开始时，汤泽生早已迁回和平公社南安大队。和平公社第一个抓的就是他。绳索捆绑，用绳子系住两大拇指吊挂，捆住两手两脚悬空吊起，又加上几十斤的青石板。
    汤泽生的问题那时又被太平县公安局、石台县公安局、宿松县华阳湖农场公安局作为联手办案对象的。在文革之前还在七都，当地政府与太平公安局就闹过一次“苏、沈反革命集团案”的假案，后来也是不了了之。文革“清队”时，地方支左部队与地方专政大队又把他弄到七都，认为当年公安无能，又重新捡起旧案，声言要搞“重大突破”。认为当时只有17、18岁的汤泽生，也是首要人物，交代问题要从“8岁开始”。
    办案人员声嘶力竭地叫着：“汤泽生，你给我好好看看，现在是谁的天下？”
    “谁的天下？人民的天，人民的地，反正不会是你个人的天下！”汤泽生毫不示弱地回答。
    打口水战没沾到便宜，最后只好说把汤泽生扭送群众专政大队了事。路上，汤泽生心里就在想：讲“扭送”，不是“逮捕”或“关押”，表明他们还没有证据，他们心里也在发虚。谁知那帮人却把他关在了监狱，并且进去的人都要剃光头。汤泽生那时早已知道是犯人才被剃光头的，于是就找他们理论：“这个头，我是不会剃的，是犯人才被剃光头的，我是犯人吗？如果说我是犯人，那就请你们拿出逮捕证来！”
    “进监狱就这个规矩，又不是我们把你搞进来的。”监狱的一面回答一面向专案组请示汇报。上面来人也没有办法，就答复他可以不剃。
    但汤泽生还是不依不饶追问上面来的人：“你们不是说把我扭送群众专政大队的么？怎么又把我关在了监狱，这是怎么回事，必须给我说清楚？”
    对方只好跟他解释说，“关在那里，一来不安全，我们要对你负责；二嘛，那里吃饭自己掏钱，你无钱无粮，你怎么过？”这事也就这样算了。
    过了些日子，有一天，牢里来了个身着军装的精瘦的小老头，站在他的牢房门口问：“谁是5号？”“我是。”汤泽生话未落音，人已站起。那老头盯住汤泽生看了后，嘴角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小老头走后，同牢的人告诉他，说他快要出去了，因为这个小老头不很来，，而每次小老头走后不久，就会有人被放。牢友的话，汤泽生也不知真假。
    可没过几天，汤泽生就被叫到一间办公室，那小老头坐在中间大办公桌后。小老头指着堆在他面前的一摞材料，望着汤泽生说：“你看看，这么多材料都是关于你的，你过来看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觉得应该交代的？”
    汤泽生心里跟明镜似的，因为他没做亏心事，没有参加或组织什么反革命，他望着那足有一尺厚的所谓材料，走上去，一边一一的翻看，一边用笔在每一页上写上批语，什么诬陷、无聊、假的、冤案、不是这回事、血口喷人等等，写完后嗤之以鼻地尖锐地反问对方：“你相信他们那些人所说的吗？我可以老实的、不客气的告诉你们，我不承认有反革命言行，要说我是首犯，那么整个案子就是假的。”
    就这么个案子，也有300多人被牵扯进去，也死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女同志有孕在身，结果因为在学习班洗脑，身心负担过重，以至头胎男孩流产，日后所生均是女孩了。
    支左部队把他关在房间里踢打。身馅牢狱（看守所）他才开始长胡须，但一直坚持实事求是，身体就这样给搞坏了，以后的大半生就在各种各样的病痛中走过来。
    这么几下一折腾，他人生命运轨迹就发生了变化。从此就走上了漫漫上访路：要求给说法，是个什么反革命组织？要求给平反结论？要求经济补偿？他找太平，太平说，这案子是石台搞的；找石台，石台说你人在太平，是他们搞的。找石台公安，他们说，他们后来没管这个案子了，是部队在搞；跑到183（有的说是178）部队，他们说，当时这种事多的很，你没死就幸运了；找121部队，答复是这种事没让你冤沉海底就已经很不错了。到了文革批林批孔时期，他又因个人婚姻的不幸（与“清队”有关），写大字报披露，遭到太平县委胡××等人的批判，认为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在和平实在混下去，靠朋友帮助，迁到青阳县陵阳镇。1978年平反时，太平县委给予平反，他要求迁回和平，却遭到种种刁难。政府方面许的“愿”，也没完全兑现。
    就这样，他一个小学毕业学历，由于喜好读书，涉猎甚广。又由于工作、生活等所迫，最后成了手艺不错的漆匠。为了上访，语言文字功底见长，从书写大字报在太平县委、县政府门口张贴，到写杂文、文艺批评、诗歌、小说，具有了较高的文史修养。从奔走于县乡政府、部队、公安局领导之间，到自我修炼成法律内行。从多才多艺面理解，逼上梁山，何尝不是坏事变成好事、因祸得福，只是其中有太多的辛酸、太多苦难，让人不敢面对，不堪回首；让人无法笑出声。
    他是唯一握着两份平反文件的人，一份是太平县的，与朱本秋的那份一样，只是姓名不一样；一份是石台县的，姓名相同文件标题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