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社会上人心惶惶、人人自危的当口，1968年12月20日上午夏村公社夏村大队发现了一起凶杀案。该大队乌泥冲生产队贫农社员、对敌斗争积极分子施××于12月19日晚被人暗杀致死，整个夏村地区显得更加恐怖、萧瑟，并且一时间谣言四起，局面变得越加紊乱。这起凶杀案它偏偏出在这个矛盾交织、大案未破、斗争尖锐激烈的火山口上，不能不令人有所思有所想。
    1968年12月20日上午8时许，夏村大队苏家生产队女社员莫加玉在苏家对面河沟水坝上洗衣，女社员何秀珠路过此地，发现水坝下河沟里有一件棉衣浮在水面上，即问莫：“河里怎么搞了一件棉衣？”莫扭头一看，发现河沟里有一具尸体，即大声疾呼：“水里死了一个人。”苏家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闻声后便簇拥过来。夏村大队领导组负责人、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陈来生赶赴现场观察后，即到公社汇报，公社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徐春旺于12月20日上午9时半电告军管组，并要求派员前往协助侦破。军管组接电后即派出吴远鑫及其助手方长春两人，前往调查侦破，当天下午1时半便到达现场勘察。
    苏家对面河沟水坝只是移尸现场，行凶杀人的原始现场位于乌泥冲生产队王村麦地大路上和路外的麦地里。因19日晚11点左右当地天气下雨，路上有被雨水淋过的血迹数处，并有新填的泥土两块，路边沿土旁上和路外麦地里有明显的挣扎痕迹，遗留有不清晰的胶底鞋印数个，并有不规则的新刨的松土多处。从杀人现场往乌泥冲去约50公尺的路里边小山坡下有一个小土洞，是凶手埋藏死者生前头戴棉帽的地方，洞前油菜地里也有被雨水淋过的不清晰的胶底鞋印数个，长度和宽度与前相似。案子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乌泥冲生产队，是个小村子，人口不多，地点偏僻，以李姓居多，余为杂姓。那李姓有户人家，经济不是那么富足，一直难找媳妇。后来终于为儿子娶了一房媳妇，媳妇姓苏，大高个，长得也不错，相比之下，她丈夫倒显得有点瘦小不对称。同村有个外姓人，叫施××，此人30岁，其妻67年11月份因生育死亡，家中现有7口（两个弟弟，5个小孩）。生的精悍，条子讲得过去，口才也要得，死的都能讲成活的。男女之间的一些事情很微妙，有时是说不清道不明的，男欢女爱，你情我意，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吧。他们两对上了，问题是双方都有家庭，这就有悖情理。
    村子那么小，什么事过不了几天就会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村子里多数人都慑于施××的气势和淫威，不敢公开与其作对，因为他是专政大队的人，平时打起犯人狠毒得很，在村子里几乎都是他一人说了算，在当地可以说是一个狠人、狠角、土霸王。他跟这个女人的事做得也确实太张狂、太不拿人家男人当人。人说“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还说“忍子头上一把刀”，这不，酿出了人命咯！
    12月19日白天，生产队劳动休息时，该队汪××和凶手李××聊天，汪说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让人把他干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当晚9点半，生产队学习结束，女方回家收了香菜后说要回娘家，施××就和该村张立富送女的回家（娘家是苏家生产队），两地相距1.5公里。送至王村水塘边，施、张二人返回乌泥冲，苏独自一人前往苏家。死者走到自己房屋旁厕所边，即入厕所解小便，张从死者门口径直回家。但死者在厕所里解小便后，没有回家，突然失踪，第二天上午在苏家河沟里发现死者尸体。
    死者失踪是施杀了个回马枪。他那里知道自己生前同张立富二人晚上经常送苏回家的活动规律早已被女方丈夫掌握。这次凶手瞄准机会，要求其父帮忙，他自己先行，其父随后叫上了女儿，即凶手的妹妹。当施二次外出回家走到一油菜田边，遇到李××。李即行凶杀人，施回身逃跑，李紧紧追赶，在王村麦地互相搏斗，其父在在水塘边见儿子与死者殴打，立即指使其女前往援助。其女立即跑步前进，到达现场时，见其兄已将施打倒，但施两手撑地想往起爬。该女在其兄指使下将施之两手掰倒，并跪在施的腿上，使施失去了挣扎的能力，其兄用铁棍猛击施之头部，施便没了知觉。此时，其父也已赶来，怕施不死，又用手中铲刀在施的头部连砍三刀。施终于毙命。三人一同将死者手脚捆住，将铲刀望中间一插，抬到了一个小河边，然后把死尸弃入水中，打扫完战场就都回家了。快得很，次日施××就真的被人给干掉了。当然，杀人偿命，这是后话了……
    白天劳动时有人说过把施搞死的话，但讲这句话的人并没有出手。不过，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其表象看出，或者说是反映出当地百姓对此人到了恨之入骨地步。李家为什么要致施于死地？民间认为案子的诱因有：
    一、是男女关系。
    二、是专政大队个别人的骄横跋扈、恃强凌弱、欺男霸女、打击报复行经，惹怒、刺激了人家。应该承认，专政大队个别人的行经已引起天怒人怨，人们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早已深恶痛绝。此时案子发生的本身就是一个危险信号。
    三、最主要原因还是私人仇恨。1966年下半年，当地搞“四清”时，施是“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在破四旧时，施到李家扫过四旧。凶手之父母因反对破四旧等问题，施在社员会上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判斗争。1968年下半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施又检举揭发了凶手的现行反革命行为，主要有以下两条：
    1、污蔑领袖。1967年11月间的一天晚上，李犯在乌泥冲生产队文化室里对汪凤银等人说：“×××是公鸡精。”1968年6、7月间，李犯又在牛角冲等地对汪凤银、施正炉等人说：“毛主席理上无真理，法上无真法，人无偏心不告状。”
    2、留恋资本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制度。1968年5、6月间，在劳动时，当群众歌唱《社会主义好》的革命歌曲时，李犯却自编自唱：“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好，资本主义就是好”的反动歌曲；同时宣扬说：“就是私字好，肚子搞得饱。”
    不久前，谈到这件事，还有人说生产队劳动休息时，该队汪××和凶手李××聊天，汪说施××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让人把他干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个“听者”应该指凶手李××，可还有个第三者无意中听到，此人是那里的一个老师，当时，她刚好路过，听了这心惊肉跳的话，她回去后写了张条子，交给了碰见的专政大队一个熟悉人，由他再转交到公社。哪知道，此专政大队人上山砍柴，把这档子事给生生地忘了个干净，第二天，人就死了，不然，可以防患于未然。这也是施××天意如此、命当该绝吧。
    当讲完这个凶杀案时，还很有必要讲一下这件案子的定性和处理意见。下面是1969年2月18日由侦破此案的两位同志写的“关于施××被杀案侦破报告”中“我们的认识”段：

    有人说：“李××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杀害施××同志是反革命报复。”有人说：“施××同志生前与李妻有腐化关系，属于夺妻之仇杀害。”两种意见各有各的道理，毛主席说：“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又说；“要用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我们认为：李犯父子出身于贫农家庭，个人一贯务农，是一个基本群众。由于当时在我县流传了一股谣言，李犯××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在外界的影响下，偶尔说了错话，并非一贯思想反动。根据《十六条》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还够不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其父在“四清”运动中，虽然犯过错误，受过批判斗争，仍属人民内部矛盾，还不是阶级敌人，故不能以反革命杀人论处。
    施××与苏××的腐化关系，仅生前三天的事，李犯并不知实情，仅从现象上怀疑。12月19日晚，施、苏二人不可能发生腐化关系，即是发生腐化，李犯也不可能看见，更不可能激起李犯杀人之恨，故奸情杀害也不能构成。毛主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根据李犯父子的出身、成分和杀人原因，我们认为：定为“私仇杀人”比较恰当。

    “关于施××被杀案侦破报告”中“处理意见”段：

     破案后，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我们分别征求了夏村公社革委会、夏村大队、乌泥冲生产队贫下中农对杀人犯李××及其父亲和妹妹的处理意见，一致认为李××是杀人主犯，最大恶极，要求枪毙；其父幕后策划，并积极参与行凶杀害施××，罪行严重，要求判处无期徒刑；对其妹妹的处理有两种意见，公社、大队认为：她同其父兄杀害施××，并起了一定的作用，实际上是杀人凶手之一，要求逮捕判刑，监外执行。乌泥冲贫下中农认为：其妹妹68年仅16岁，年轻幼稚，在他父兄指使下，干了坏事，不应捕判，可给予批判教育。根据案情我们研究认为：李××行凶杀人罪不可赦，但念其出身较好，尚能坦白认罪，根据中央“少杀”政策精神，可判处李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其父幕后策划，并积极参与行凶杀害施××，罪行严重，理应重判，但考虑其尚能主动坦白交代，根据党的“坦白从宽”政策，可判处其有期徒刑15年，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的最新指示，对其妹妹的处理，我们同意乌泥冲生产队贫下中农的意见。

     之所以不厌其烦冒着累赘多余的嘘声摘录上面那两段文字，主要是让人从中看到在那动乱的年月里，我们还有些公安人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实事求是，依法办事，有他们自己的主见，不人云亦云，不随波逐流，不惟命是从，尤其是在清队运动中，死者又是积极分子、红极一时的专政大队人员，而且当地正在大抓“反革命”，大搞逼供信之时，这两位办案人员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尊重、听取群众的意见，尊重人的生命，不搞无限上纲，不扣大帽子，不搞逼供信，有理、有据、有节，确实是很难能可贵，令人欣慰！如果乌石公社专案组的公检法人员和83人下江南到夏村公社的办案人员，都能够象这两位办案人员一样，那该有多好啊！
    现在想想，当时社会形势下发生这件事是必然现象，不发生那才叫怪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