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绝境

    案件进展  太平县公检法军事管制小组即“116案件”的专案组，1968年9月9日在报给省“116号”专案组、省里和专区公安机关军事管制委员会、121部队保卫处、县革命委员会、驻军支左领导小组、人武部的“关于破获‘116案件’反革命集团案件进度情况的报告”中，是这样叙述的：

    “现将反革命集团破案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大办、特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向一小撮阶级敌人打进功战。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
    公检法第一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乌石公社革委会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于6月4日进入船渡大队一、二、三生产队。首先，我们遵照林副统帅的指示办事，抓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和抓对毛主席无限忠诚，实行‘忠’字化；接着，以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主课，开办了两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宣传队对重点一、二、三队的阶级敌人隐藏和主要活动地区亲自掌握和指导，大力宣传了毛主席的有关阶级斗争的伟大思想，通过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斗争的思想教育，把学习班办成了既是自我革命要斗私批修的课堂，又是向阶级敌人打进攻战的广阔战场。   
    ‘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通过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后，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思想觉悟，使广大革命人民群众进一步识破和揭发了一小撮阶级敌人破坏活动的阴谋诡计，孤立了敌人。但是，陶胜春这些一小撮阶级敌人长期以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和继续控制了一部分受蒙蔽而参加反革命组织的群众，对他们进行威吓，煽动他们与政府闹独立，和我们争夺群众，因而，使我们在进村破案过程中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遵照毛主席的一系列伟大教导，我们破案工作始终不断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为主要动力，公社办、大队办、生产队办，采取不同类型的多种形式，组织和依靠群众，彻底揭开乌石地区阶级斗争盖子，深入广泛地宣传了毛主席的关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协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伟大战略思想，以中央‘七·三’、‘七·二四’布告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为纲，教育了广大革命群众，震慑了敌人内部，迅速破获了反革命集团案件。在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空前提高的基础上，查出了‘116案件’成员109名。通过广大人民群众的揪斗和我们传讯以及案犯的口供，弄清了该地区反革命集团的活动真相。
    [二]、‘116案件’在乌石地区的活动
    1963年10月，首犯吴国平在三口地区组织反革命组织之后，即返回贵池茅坦隐藏起来。1964年2月，首犯陶胜春通过茅坦疏日明的关系，把吴国平请到石壁陈家，坐镇指挥反革命活动，从而形成了活动猖獗、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其情况是：
    1、吴国平捕前的反革命活动
    1964年2月，吴国平来到陶胜春家，正是面上‘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始，吴认为时机不佳，但也不愿放弃这个国民党流下的残渣余孽王八多，和宜于他搞反革命组织的偏僻山区，所以，伺机创造条件，开辟‘新天地’。在陶胜春的积极协助下，先是小恩小惠的办法，看病不要钱，送‘人参’等手段，将大队治保主任杨荣贵（中共党员）拉拢过来，并通过陶、杨等人的吹捧，向吴求医的人很多，吴即乘机隐藏起来。1964年5月，吴国平开始搞组织，先叫陶胜春出面，网罗了一些陶氏族下的同姓和有亲戚关系又贴心的人，组织了这些人参加挖‘药草’，并报名登记，因而蒙蔽了一些群众，这是一种组织方法。另一种组织方法，由陶胜春召集了几个真正是自己人，如蔡步清、杨荣贵、陈继光、陈选模等5、6个在一起，陶胜春叫陈选模读1本小册子，上面说的是1个16岁的青年就会玩枪、搞组织。读完后，陶胜春讲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眼前的吴医生，他有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新五军’，你们要报名参加，将来有的吃、有的穿，困难的还有照顾。一阵吹嘘和欺骗之后，他们报了名登记参加了。吴国平在会议上讲了‘三民主义’的宗旨，接着推选了陶胜春任团长，杨荣贵当副团长，蔡步清任团政委，陈选模任秘书。选举以后，还明确了一下蔡步清搞‘三民主义’宣传，陶胜春搞发展。在审讯中其组织成员对此次分工后的组织、机构交待不一致，有的供单位是团，有的供单位是大队，有的供中队，有的供是营，还有的说是师，无法统一。1965年3月，吴国平、陶胜春、蔡步清3人又在一起研究，吴提出‘我们的人发展很快，现在我们要隐蔽，不能再直接去发展，划几个小组由他们去发展’。当即划了6个小组：（1）石壁陈家老屋组由陈德林、陶自友当组长；（2）石壁陈家新屋由陈士裕、陈继光当组长；（3）夏村由陈新发、疏日富当组长；（4）乌石是陶胜春自己；（5）长芦由陈士宽当组长；（6）西溪由陶小五当组长。第二天吴国平、陶胜春把各组组长召集开会，宣布了职务，叫他们去分工发展自己的亲戚、朋友。同年3月，吴国平提出：人员要搞个手续。蔡立即画了表格，把前后发展的成员都一一填了表。
    1965年5月，吴国平被捕，苦心一手经营的反革命组织到此告一段落。
    2、吴国平被捕后的反革命组织活动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
    吴国平被捕后，其组织成员的活动更狡猾、隐蔽，首犯陶胜春、蔡步清、杨荣贵他们，把这个破烂摊子接过来，继续扶植和发展反革命势力。几个首犯在吴被捕后的3、4天进行了1次集会。会上杨荣贵说：‘吴医生是劳改农场来逮捕的，当地政府不知道他干反革命，我们没有关系。’蔡步清说：‘再等两个月看看，现在可以个别通通气。’1965年8月，陶胜春、蔡步清几个首犯和骨干分子，又进行秘密集会，会上分析形势，叫嚣组织不能泄气，同时选了陶胜春为总负责人。
    1966年这个反革命组织活动于巩固和个别发展阶段，时而也收听几次敌台，向成员散布变天思想，实在暗中窥测文化大革命形势。同年9月份，陶、蔡几个首犯在研究组织发展前途以后，断然决定组织1个‘英雄秘密小组’，吸收了陈士池、陈士民2人为组织秘密成员。
    1966年12月，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示（草案）’下达以后，首犯陶、蔡等一小撮阶级敌人以极‘左’的面目出现，妄图以宗派斗争代替阶级斗争，拉拢和煽动一部分该组织成员大肆整干部和党员，而他们自己则坐山观虎斗。
    毛主席说：‘前一阶段好象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67年全国各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展以后，陶胜春、蔡步请一小撮阶级敌人，认为时机已到，匆匆忙忙跳出来登台表演，攻击、污蔑我们伟大领袖和毛主席亲自点燃的文化大革命烈火。蔡步清污蔑说：‘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就和朱洪武一样，把文武大臣关在楼上烧死，刘少奇下面还是有人的；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散出去，现在收不回来了，毛主席江山不长了’等等。陶胜春更是赤膊上阵破坏生产：一是阻止生产队兴修水利，把1900元水利款全部分掉；二是私自下令提高社员口粮标准，破坏征购任务；三是故意不搞早稻间作；四是鼓动群众搞包干到组；五是扩大自留地。如此种种，无恶不作，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1967年上半年，首犯陶胜春、蔡步清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乱’，欣喜若狂。4月开了一次7个人的骨干分子会议，会上研究叫陈新发、陶自友到外面跑跑，回来研究下一步的组织活动。8月份，首犯蔡步清为了加强成员思想的控制，布置乌石汪木水专门收听敌台，编写报纸对成员进行思想教育，为蒋匪反功大陆作准备。又在1天晚上，陶胜春、蔡步清、杨荣贵等几个首犯在一起集会，研究决定由陈英贵、陈士民、蔡天祥、陈士裕、疏小毛5人组织成立了1个‘宣传小组’，组长疏小毛担任，并于第二天晚上召开了上述人员会议。10月间，蔡步清、陶胜春见文化大革命形势‘很乱’，又召集了一次全体成员会议，陶、蔡会上布置‘我们还要发展人，现在政府管不了我们，你们要在两大派中间制造事端，扩大矛盾，不让他们搞大联合，要他们越斗越厉害，外面形势一有变化，就看我们的了，现在你们要把两大派的政治情况摸清楚，把对方的枪支摸清，要尽快发展那些假造反派’。此次会议后，蔡步清、陶胜春等一小撮阶级敌人，眼看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步一步地纵深向前发展，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各地出现了大联合的新局面，尤其是今年元旦社论发表后，无产阶级革命派出现了大联合的战鼓响彻云霄，大势所趋，他们注意了对自己的隐蔽，其活动顿时收敛。当时社会形势确实很糟，是年2月，蔡步清、陶胜春对太平县文化大革命形势又作了重新分析，会上还说：‘太平县看守所被冲掉，犯人跑掉了我们组织有命令，在2月底3月初到太平去造反，你们要准备一下。’
    3、宣传队进村破案其反革命组织活动
    毛主席教导我们：‘顽固派他们总有一套计划，其计划是如何损人利己以及如何装两面派之类。但是人类的顽固派，所得的结果总是和他们的愿望相反。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
    我们第一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村以后，隐藏在公社内部的反革命分子陈承祖，即于宣传队进村的第三天，通知了陈新发，说宣传队这次来搞吴国平、陶胜春的问题，你要注意等等。不久，蔡步清、陶胜春即召开了全体成员会议，重申了组织纪律，宁死也不准暴露组织等反动思想教育，并布置案件成员，宣传队派饭不准与他们同桌共餐，防止暴露蛛丝马迹，并故意制造假象，要他们吵嘴打架，不准暴露组织任何一点破绽。尽管敌人如此猖狂，但他们的命运，历史注定他们就是要失败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办特办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七·三”、“七·二四”布告为武器，把党的政策进一步交给群众，充分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进一步揭露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阴谋破坏活动，进一步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

    以上所引“官方报告”咋一看，很象是那么回事，其实不然：那里面的材料，特别是一些细节，都是通过逼供信得来，然后将东扯西拉、乱七八糟的东西，经过汇总、拼凑、糅合、加工、润色之后，一篇象模象样的“官方报告”就新鲜出炉了。我们的办案人员为何就不去冷静地想一想：历史上很多大案要案，无一不是靠证据、事实、科学推理等破获的；相反，很多冤假错案又无一桩不是采取逼供信而造成的。
    没办法，望着这份炮制成功的“官方报告”，倒让人想起一位哲人所说的话来：“当一种错误的高潮到来的时候，人们还缺乏对这种错误的认识，你就是怎样地讲实事求是也是不顶用的。”不是吗？你就是跟他怎么讲“重证据轻口供”， “严禁逼供信”，人家也是不会听入耳的。很多的悲剧就在于，当事人上了快车道，前方有一个万丈深渊却没看到或看不着，围观的群众看见了，大呼小叫，把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都不行，还是眼睁睁地望着人家任性地落入万丈深渊。

    多数少数  报告中还提到，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把参加反革命集团中一般成员，真正受蒙蔽的群众交给贫下中农讨论，把他们解放出来，使党历来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受蒙蔽无罪，反戈一击有功”的政策尽快地兑现，进一步从政治上瓦解敌人，彻底孤立一小撮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扩大了打击面，要不是后来有人上访，乌夏地区恐怕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不仅如此，他们原来还有一个计划，把乌夏搞定后就转移到县直机关上来。根据前面军管小组上报的第一期敌情通报内容可知，乌石船渡大队一、二、三生产队参加反动组织成员已达总个队总户78.26%，敌人是多数，群众是少数；就全公社来说，反动组织成员是少数，群众是多数；如果未及时刹车，仍然是株连扩大化下去，只怕全社反动组织成员是多数，群众是少数。以此类推，专案组心里一点不慌，作为全县来说敌人还是少数，群众仍然是多数。
    当时和后来都有不少人说过：如果乌夏地区反革命分子达到了整队、整村的普及，那这两个地方的党委书记不就成了国民党的书记了么？如果真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把专案组那些人给淹死，他们又怎么能在那里蹲那么长的时间呢？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是一个不攻自破的谎言。解放已十七、八年了，大陆上竟然还有如此之多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太离谱了吗！
    平反时，黄士红见到县公检法专案组的胡××说：“我们20几岁就在一起，很熟悉了，你与桃源榧坑江金泉在县公安局宣传股，你这次到乌石来，怎么就搞了这么多的反革命，长没长脑子？”骂得好，县革委会、军管组、专案组的头头连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居然相信有这么多的反革命。实在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啊！

    出现分歧  专案组上报的那份材料尽管很详细，但仔细推敲却漏洞百出，据知情人说，专案组当时也承认，这个案件是没有侦破过程，存在的问题很多：〈1〉案件成员不清；（2）口供不一致，成员会议不清；（3）组织机构及其内幕不清；（4）组织层次不清；（5）成员发展关系不清；（6）阴谋暴动的反革命计划不清。等等一系列问题。在分析原因时，他们认为：
    从主观上来说，首先工作队本身思想没有解放，一则有畏难情绪；二则还有某些旧框框约束自己，审讯人员有先入为主套案犯口供的现象存在。其次，是与有关地区的联系少，互通情报做的不够。
    从客观上来讲，一是破案前后案犯传供比较严重，给审讯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二是案件成员四类分子数量不少，他们绝大多数是中层人物，比较顽固，也比较狡猾。也就是说，这个案件存在诸多疑点，连专案组自己都难以自圆其说。
    另外在对反革命分子是否进行公开审判一事也有分歧。
    按官方口径，除了陶胜春首犯外，还有蔡步清。为了捉拿蔡步清，省公安厅还来了个马科长。马科长主张要蔡步清供认，必须对他进行公审，可内部意见不能够统一。有人说，把反革命分子押到大会上去讲不好吧？马科长说：“现在讲群众办案，让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知道的越多越好。”结果对蔡步清进行了公开审判。
    这会是1968年11月21日在乌石学校开的，当时不叫公审大会，是个比较流行的“宽严大会”的叫法。会上说近一段时间抓的都是些小鱼小虾，意思是讲今天这蔡步清可就是一条有分量的大鱼了。
    据说蔡步清也是黄埔军校生，哪一期的闹不准了。大概是厌恶战争、恶心死人或流血吧，后来通过关系弃武从文、弃军从政，当过几个地区的教育方面的大员，最高职务曾是国民党皖南第八行政专员公署的专员。为人低调不张狂，务实而有讲究。比如，他上回驴岭就坚持自己拄着拐杖一步步走上去，不用坐轿；出门公干，路上也不用轿夫抬，一旦要进城或进村时，则立即坐上轿子，让随从跟着。还说这是树威信，因地而宜、视情而定，在家乡切不可忸怩作态、显摆威风。
    这么一个有文化知识的蔡步清，智商当然高了，他预见到此次事情一时半会儿不得结束，他没有交四类分子，交代的都是些农民，认为把农民交出来不会出什么问题。因为农民没有多少文化，他们交代起来口径很难一致，办案中，一旦口径不一，就会漏洞百出，届时案件的真伪也就会不辩自明，谎言自然就不攻自破。
    这条有分量的大鱼被捕并也交代了，足见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之大。这之后，办案人员就想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他们在秧溪公社由县里举办的所有党员学习班上，准备抓捕乌石公社武装部长，结果在县武装部长刘桂堂那儿碰了个一鼻子灰。

    水火不容  应该说案件开始时，人们的思想还是比较单纯、朴素。当时的情况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尽管内行人还是从立案、侦察、审讯、破案的程序及证据上，看出了些端倪或问题，但却没有也不敢往深处去想。接着行刑逼供致死人命，并且株连一大片，受害人的口供不一，漏洞百出后，很多同志的头脑已经由起初对案件的怀疑，变得清醒理智了。
    军官会、军官组、专案组的办案人员开会研究讨论时，面对前面提到的6个疑点，每个人的心里都跟明镜似的，分歧和裂痕是显而易见的：县里领导觉得悬崖勒马、就此收兵，心有不甘，还试图继续去寻找到论点、论据，让自己写的论文诞生，领导鲜活体面，一言以蔽之是学拿破伦“政治家决不收回成命”的做法。还有些思想肮脏，动机不纯，手上已经沾满罪恶的人，深感自己过火、过激，引发了灾难、惨剧，对上无法交代，对下造了孽，群众是不会放过他们的，眼下，唯有一条道错到底，利用恐怖气氛、采取高压手段、严刑逼供，把此案办成铁案，自己方能转败为胜、化险为夷，保住自己的“乌纱”名誉。
    而另外一些办案人员如：原太平县人民法院副院长张以约，有知识、有水平、有能力，言行正直，无论平时还是会上，他都要提出自己的看法，不赞成逼供信“重口供轻证据”一套，结果被排挤出专案组。
    被派到乌石专案组工作的余国斌，他原是一名银行保卫，后调入公安系统，这个人有头脑，在当时那种形势下，他预见到案子如此搞下去，很难收场，可又是风头上，自己如果反对，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有的人利令智昏，自己的话人微言轻，不仅听不进去起不了作用，弄不好自身难保。他于是在工作中玩起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避其锋芒消极抵抗的策略，时不时的、隔三岔五的以各种理由请假回县城，尽量不淌这趟浑水，做到了洁身自好。
    歙县人巴柄明，是县里派到夏村83人下江南之一的宣传队员，他分到三高大队孙家生产队（后来叫“卫东队”）。因为充分、巧妙地利用自己负责该生产队的权力，白天抓的人，晚上他就让放了，并嘱咐人家要想开些，别走绝路，使得孙家在那场灾难中没有人员死亡，伤者数字和伤情都降到了最低，他在当地赢得了百姓的口碑。
    当地人还提到过一个专案组的人，名字不记得了，案子结束以后，他临走前跑到街上铁匠铺子里买了把柴刀。有人问他干什么？他说拿回家砍柴，这干部还能干，不能当了，搞死这么多无辜者，一辈子良心都不安的，是罪过啊！
    以上可以看出专案组里的人也不是清一色的极左分子，他们中也有有良知有理性的好人在。
    古人枚乘在《上书谏吴王》中说，“欲人勿闻，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为”。又说，“夫铢铢而称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过……积累德行，不知其善，有时而用；弃义背理，不知其恶，有时而亡”。这段话的意思一目了然，讲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话里既富有哲理又隐语头上三尺有神灵，做人要积德慎行；后段话更具有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滴水穿石、物极必反的原理，劝人做一个不被历史淘汰、不为社会唾弃、不让人们诅咒憎恨的人。

    秉性难移  同是专案组的人，同是宣传队的人，同样是包队包村的负责人，在他们的权辖范围内，为什么有的会是哀鸿遍野，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且死伤很多？这里面除了“左”的思潮、执行上级领导指示等外因，应该说还和他们这些人的道德品格、个人秉性、文化修养，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否则，另一些人的治下怎么会又是一番景象呢？比如：胆小者，连鸡都不敢杀；胆大者，敢把老天捅个窟洞；有的六亲不认、恃强凌弱，有的慈眉善目、菩萨心肠；有些同情弱者、不畏强权，有些阿谀奉承、溜须拍马。
    自古就有正邪之分，并且还有“邪不压正”一说。是的，长远的看，最终是“邪不压正”，但短期呢？往往不都是邪恶占上风、占主导的吗？往往不都是好人不长寿歹人活千年的吗？一天是短，一年也是短，一生一辈子还是短，一生一辈子是多少年，一百年，行了吧？很多冤假错案都是等到几百年之后才得以平反昭雪的，比如袁崇焕；有些也许至今都还未能平反昭雪，你说这人要是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冤不冤哪？
    世界上很多事，是不能简单地用形象思维（物质存在）去看的，他虽然活着，可活得不象个人样，站在那里的是没有灵魂的躯壳。而要用发散思维（精神永恒）去思考的，有的人死了，但他们的灵魂还在，精神还在，还活着。一些人只看重自己的一生一辈子，人五人六、吃喝玩乐、背信弃义、黑白不分、卖国求荣、好死不如赖活着，却不管自己死后遗臭万年，不管自己子孙后代背负骂名，秦桧就是一个大的典型例子！正如臧克家的诗所写：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