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后炮  毛主席曾有这样两段话：“要摆事实，讲道理，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打人和其他形式的体罚，防止逼、供、信。”“应坚决废止肉刑，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毛泽东的话是在清队后期讲的，也是针对当时全国各地所出现的不同程度的逼供信而讲的。
    有的同志说毛泽东的讲话是心口不一，文革灾难是他本人极左思想引导的，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百姓冤死，却又发“最高指示”做好人，把板子打到谁的屁股上呢？——苦肉计！专案组、专政大队是忠于毛主席的，“乌夏事件”是按他老人家抓“阶级斗争”，“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指示办事的结果，结果让这些干部也受气——毛泽东要责怪，百姓要咒骂。诚然，现在看来事态的发展偏离了他老人家的预先设想，再不出面干预或阻止，人心将要涣散，对共产党就会失去信仰，老百姓就要骂娘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罪了老百姓不但有违革命的初衷，而且会危及江山根基。
    有的人说清队到了后期才出来制止，毛泽东的讲话是“马后炮”，清队中出现了过激、过“左”行为，下面搞死了很多善良、老实、无辜的百姓，很多人已经被弄得家破人亡。的确，客观地说，讲话虽然来的迟了些，不过，对那些清队中正在或准备搞逼供信的地方或人，过激或过“左”的行为，多少还是起到了一定的震慑和阻止作用，挽救了不少挣扎在死亡线上人的生命和行将破碎的家庭，还算是亡羊补牢犹未晚。试想，没有这“马后炮”，那情况岂不更糟？
    从毛泽东的讲话也不难看出，全国清队中大搞逼供信、重口供轻证据的手段和方式方法很严重，现象也很普遍，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乌夏事件”仅仅是这许多冤假错案中的一件。
    夏村公社案件审讯记录及1969年平反工作组成员陈少华说出的一番话，就足能看出案件之假：搞人时，有很多事是明显的错误。比如三高孙家生产队有个孙成富（他是前面所提喊错口号的孙兴复的父亲），宣传队审问他，说他在海狮庙开会，有个宣传队员用脚踢他，把他的腰给踢坏了。陈少华也就从这件事开始，怀疑这次夏村事件真假。因为孙成富儿子孙兴复是生产队的记工员，陈少华去查，上面记着某月某日出工记录，上面明明白白写着人家那天在队里晒牛粪，根本没有去什么海狮庙开会，可宣传队那帮人说得却是有鼻子有眼。
    案件走入误区，如大堤溃破洪水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人间悲剧、丑剧一幕幕上演：办案人员用物资诱供，对长芦大队社员陈贤忠讲，你供1个人就给你8斤稻子。对老实不供者，就加刑长吊，摧残致死示众。在严刑逼供的高压之下为求不死，造成下面传供甚广，假供成风，供词一致，百口莫辩，真假难分，反革命成堆。三高大队提出“投案一片红”，召开大会集体投案；夏村大队设立了“坦白自首接待站”。当时县委一位负责人兼夏村公社案件的领导鲁政委，既不调查又不核实，偏听偏信，头脑发热，独断专行，草木皆兵，增派80多人的工作队，并动用了军队1个班。
    专案组当时刑罚有20多种，有洋铐子、土铐子、脚铐、捆绑、吊、打、罚跪、吊大拇指、打游、反吊双手、倒吊双脚、踩杠子、钉竹签、用火烤、热水烫、冷水浇、辣椒水灌眼睛、反铐着吃或睡、用大头针竹签衫木签钉十指；私设法庭45个，监狱69处，专政队328人，办学习班101期；大搞逼供信，任意抓人关人，在乌石公社关不下，就借用医院、学校、粮站、农具社、文化室、信用社、弹花车间、农户家等。随便采用专政手段；更残酷的是有的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一捆数月，一吊几天，很多做法惨不忍睹，令人发指；很多人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
    实践过程中，他们对广大人民群众是镇压而不是保护，是对牵连的人或怀疑对象大搞逼供信、重口供而不要证据。他们有一套理论或经验是，没有证据“抓住一审不就有了吗”？“抓来再说不是再放”，“有枣无枣打三杆”，“抓不住辫子抓头发，抓不住头发留尾巴”——真可谓是“实践出真知”啊！

    逼供信  他们非法私设关押场所，任意关人。除未经批准拘留关押在看守所11人外，在乌石公社所在地先后借用粮站、小学、医院、公社等地作为关押人的场所。随后发展到四个大队都设有专门借用关押人的场所。在办案中全社共关押了66人。被就地关押人员中，贫下中农占绝大多数，关押时间长的有半年，短的也有2、3个月。这些人大多数是从逼供信或传供中获得口供，专案组不作调查，信以为真，被冤枉抓来关押。为了对付被关押人员看管和逼问，公社还专门成立了1个执勤分队（常说的“专政大队”），从各大队抽调了28人，日夜脱产值班。将非法抓来关押的人，日夜使用了手铐、捆绑，少数的还进行了吊打。有的连吃饭、解小便也不给松绑。晚上躺在关押场所内如有动弹一下，轻者罚站着睡觉，重者进行吊打。
    1978年乌石长芦大队有一受害者对调查人员说：“68年，旧公安局开始集中在七甲队，自己思想有触动，拖到8月19日，专政大队人杨××正式宣布，不交，进行捆绑，晚上跪倒批斗，白天下队劳动。曾有一次在批斗时，专政大队杨××拿来一根片柴，要我跪在上面，我那14岁孩子冲着我直叫‘爸爸’，可本生产队里的专政大队人员周××将小孩一手抓住推翻在地；又有一次要我坐老虎凳，当时那个情景比国民党还凶，每次我走，我的一个6岁小孩就哭，那真是惨哪！”
    严刑拷打，进行逼供。办案中找个别人谈话或对被关押人员审问、逼迫。不交代问题时，轻者加铐，或者用新买来的棕绳，双手背后捆绑起来；重者捆后泼冷水，两人拉绳或绳中加木棒进行绞勒，逼使被冤枉的群众低头交代问题。对被捆绑的在审问中或看管期间申辩不交代的，即将人双手背后捆绑吊在空中。有的在揪斗时颈部还挂上30多斤的大砖头，进行加刑威逼招供，不招不放，直至松口才放。有的用绳子一头捆在大拇指上，另一头捆在脚上将人吊空，进行空中“打油”式的逼供。有的被捆吊受刑还不放过，又叫人家跪下，进行踩杠。对关押在公社的一些当时认为案件首犯和主要成员，从县看守所带来了铁镣5副，轻的3斤多重，重的10多斤，进行加镣。除了审讯中用刑，办案人员平时以吊打被关押人员取乐为常事，且天天如此。审问中除用手、木棒、木柴、米达尺、报夹、鞋底打招口供外，有的用穿在脚上的皮鞋猛踢，或将被捆绑的人推倒在地，轻者牙齿被碰落，重者当场吐血，搞得死去活来。为了加刑逼供，除在县带来五副钢铐外，还在农具厂打了14副土手铐，双铐逼供，轻者受伤当场红肿起泡，重者致死。罚跪在审问中也是一种常见的事，轻的跪在三角形的木柴上，重的跪在碎瓦片面上进行逼问。
    长芦大队吴桂春就是一例，1978年12月12日在长芦大队召开的有关平反的会上，他气愤地说：“我家长芦，人在夏村农具社干事。68年8月份在夏村农具社开会，对我就摸底，说我是反革命，回家后就不准我外出做事了。8月20日在岭三队办学习班，我也去了，当时四类分子吴成玉揭发，说我参加了反革命。办案人员当场把他的四类分子帽子揭掉，把我捆绑起来，到晚上12点钟。一直搞了8天，我没有交代，晚上叫我跪在地上，跪到半夜，审讯了半个月。在这时，我也想死，看见了自己的小孩，又不想死。一直关了一个月，我问专政大队是个什么组织，听他们讲了一个组织，我就按他们说的那个什么‘劳动党’讲了，这才放我回家。回家后，并要我讲发展人员，我不交代，又被关了起来。
    “他们当时把我打成反革命，目的是要我交代吴安乐和方六尔，我始终不交，被关在大队部21天后放我回生产队劳动。我一共被捆了3次，吊了一次，跪了57次，我受伤主要是一次吊伤的，一直到现在身上受伤很重，68年那年有5个半月不能劳动，全家也不能劳动。特别感到恼恨的是，让四类分子吴成玉来揭发我，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经济有影响，当年超支170元，现在重活不能做，从那时到今天，每年栽秧、割稻不能干，77年我超支48元，大队干部还硬要我归还，一直到现在我思想弯子转不过来，我当干部从解放初就干起，清队将我的治保主任搞掉……”
    用诱供、点供、传供来办案。一些办案人员，由于对案件规模不了解心中无底，在错误判断办案指导下，以审案为主，一味的向犯人要口供，忽视了调查研究，不讲斗争策略，以口供去发动群众，打所谓的人民战争。其结果人民越来越少，而所谓的敌人却越来越多。
    不交就点，诱人交代。当被冤枉的嫌疑对象交不出问题，办案人员软硬兼施无效，就采用了点供、引供，说什么“你与某某人有什么关系？你某某时间到那里去干什么？某某关起来交代发展了你”等等，叫人家接着办案人员的口气来招供。
    长芦大队陈康乐说：“我受害有6个月，公安局吴××说我以手工业为名到处搞反革命活动，进行逼供信，捆绑我。有一次在夏村批斗，县里头子芦××在会上作报告，点出乌夏反革命组织是‘劳动党’的‘忠义救国军’。我也就讲了，他们很高兴，说我讲的对，最好要交代人，我就把在一块打扑克的一些同志也打成了反革命。受刑比国民党还厉害，拳打脚踢，把我搞伤……”
    民以食为天，他们竟然以此为诱饵逼人就范。长芦大队陈贤思提起往事泪流满面：“我本是江苏人，68年打成反革命，白天在文化室跪3次，一直跪了4个多月，要我交代，不交，就说我是老狐狸。公安局每天发纸让我写，有次我老婆抽一张纸写信，这下祸事大了，办案人员章××、小卞等要我交代，用绳子捆绑，3个人捆我一人，一直到晚上，这次手、腰都受伤了。当年我家粮食不给，想要就老实交代，我们家就只好吃山芋，劳动不给记工。当时有句话说‘政治思想须先好，要吃多少就多少，反革命要吃要减少’，连房子都不给住，生活维持不去，一人要维持6个人的生活，到78年可是十年寒苦啊！”
    再听听该大队杨光晃是怎么说的吧：“68年把我打成反革命，用绳子捆绑，讲我拖抱住反革命大腿不放。有一天在岭四队文化室，专政大队马××把铐子放在桌子上威吓我，我不交，就用绳子捆。后来一次办案的章××劝我讲，说是‘劳动党’。再后来公安局宁××审问我，我就讲，说是章××劝我讲了，这次说我不该说是‘章××劝我讲的’，就又把我捆了起来。那一年，他们还将我家一头猪给牵走了……”
    先软后硬，进行威吓。办案中将关押在公社和大队的当时认为嫌疑对象，开始政策教育，令其坦白交代，未获口供就动用刑罚进行捆绑、吊打。有的采取车轮战术日夜通宵威逼，从逼供信得来的一些口供，不经调查，信以为真，发动群众进行乱追乱抓逐步扩大。个别办案人员认为是好经验，公开宣扬说什么“对反革命不给他吃点苦不行，不打不招，一打问题就讲出来了”。
    长芦大队教师王先义的回忆是：“我关了20多天后还是没交，专案组的章××跑到我家威吓我妈妈，叫我交代。当时我在徐村队教书，我妈妈就到徐村叫我交代。当时有7、8个人审讯我，妈妈叫我交代，我说没有，母子抱着哭了一场。以后，我母亲打听了反革命组织名称是‘劳动党’，又跑到徐村对我讲，我就交代了‘劳动党’。”
    审问中，由拍桌、翻脸、瞪眼，发展到摔绳子、拿木棍、拍摔手枪进行威逼。诱劝什么“好汉不吃眼前亏”、“交代让回家，不交代皮肉要吃苦”、“好好交代不给受刑”、“烤子、绳子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不是吃素的”等等，使不少受冤枉的贫下中农为了避免刑罚，只好乱供、乱咬。
    如长芦大队吴福宏的情况就是这样——办案人员要他交代，吴福宏老人没得交，公安局吴××就吓唬他说：“你这老头子就是反革命，我只要四两煤油就能解决你。”吴福宏老人说，“搞得无法可想，想自杀，看到毛主席像，我又不想死；后来又将我搞到大队去受刑，当时专政大队马××审讯我，一直搞了两个多月。一次专案组一个女的章××叫我交代反革命，指名道姓要我交，这样我才交代了，我是参加了，回家后就不能做事手臂受伤，发痛，失去了劳动力”。据当地群众讲，那些办案人员有次把稻箩挂在人的脖子上，稻箩里面再放入几块古砖；公安局吴××就经常把手枪放在桌子上吓唬人。
    以上是仅以当年乌石公社长芦大队为例，人们就可发觉办案人员尤其是吴××、章××的所作所为，真乃是千夫所指、人神共愤的啊！
     
    1969年调查组报告附件，1968年乌夏地区受迫害死亡人员具体情况表透露出如下信息：
    死亡方式：三个投河（水井、水库）；四个刑毙；19个自缢。
    死亡时间：最早的是1968年7月27日陶富友；最迟的是1969年2月27日（正月初二）汪敏发。
    死亡年龄：最大的是僧人释有慧，79岁；最小的是孙利民，31岁。
    死亡性别：一个女性；其余25位均为男性。
    恐怖性：1968年7月27日——7月29日，连续三天死亡三人；9月7日，一天死亡两人，早晚各一人；9月5日——9月11日，平均每天死亡一人，即一周死亡7人。
    地区性：乌石公社11人，其中船渡7人，单位2人；夏村公社15人，其中三高7人，夏村3人，清溪3人，单位2人。
    成分：党员2人，贫下中农16人，和尚1人，单位职工4人，四类分子6人，其余为学生出身。
    1978年二次复查时，官方统计出来的的数字上与1968年的26名相比，相隔10年，死亡人员增加到38名（不包括陈学谨的妻子和他广阳的弟媳孙兰华），精神病患者增多，伤残人员大量出现。透过这些数据，人们不难看出当时那么多人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不是人间地狱又是什么？

    永三忠  面对着水深火热、人间地狱，我们的群众大多是敢怒不敢言，个别的以信访形式向上面反映问题，“永三忠”就是其中之一。这“永三忠”，猜其意思是暗寓自己是个“永远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毛主席”的人，这个“三忠于”是当年较为流行的政治术语和民间的口头语。
    1968年太平县来信来访标签（68）第209号上纪录着：来信地点长芦，来信人永三忠，收信时间 1968年12月4 日 字样。
    考虑其影印件部分：字太小，信访内容又不长,所以抄录在下，且正文顺数第五行因页面打皱或拍摄问题，抄录时略有改动：

    我对我们地区清理阶级队伍的一点看法,但是成绩是主流。不但是的还有缺点。
    在一度时间里,体罚和刑法,特别是我们生产队包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员×××人被“刑法”利用，搞逼供信，没有这种事非要你承认，不承认就不行。搞得很多人争先恐后地排队去自首，都是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混淆了阶级斗争界限。
    这种假自首的办法是：一些曾经和反革命分子有来往，或在一块一道工作过的，被你吓坏了，赶紧在家里想他一个几天几夜不睡觉好象编造一套子说样，其中说我于××年×月××日反革命分子×××叫我参加×××反动组织，这样就算坦白了，他还要反戈一击，就来编一点×××、×××在，坦白的多，检举的多，就算是反戈一击了，可以从宽处理了。在这个里面还包含有公报私仇的现实，可是都无人过问，岂不怪事。

    “永三忠”现象仅仅是1968年乌夏地区整党清队运动中后期的冰山一角，是一个代表。早期人们信以为真，不敢贸然行事，更闹不清真假；后期办案人员许多不符合逻辑，不符合事实的现象和行为，让人们多少看出了点名堂，多少擦亮了点眼睛，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寻求不同的途径向上反映、传递着群众的看法、要求、申诉。但这一切努力，对党对上级组织或领导的虔诚的信任的心，却被一些政治上别有用心或整人打人走火入魔的家伙给糟踏、蹂躏。也正因为这样，才有了去省城上访的“于无声处听惊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