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戈一击  1968年的乌夏地区可以说是阴霾密布，萧杀恐怖，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说到“乌夏事件”，我们不能不提到县一中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张小水，更不能忘记他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顶着“反革命”罪名，不怕坐牢，置个人生命于不顾，敢于同邪恶势力以及当时肃反潮流斗争，表现了红卫兵“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当年的“五四”运动不也就是青年学生干的吗？当然，那时是向国民党统治阶级造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是砸碎旧世界建设新中国的革命，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今天张小水们的“造反”以及“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与前者相比其性质上已不可同日而语：前者是敌我矛盾，后者属人民内部矛盾。张小水他们想做和要做的就是怎样去还历史一个公道，还人民一个清白，还老百姓一个朗朗乾坤。
    张小水他们宣传队一到乌石，就协助专案组工作，他当时就是在办案人员审讯时做记录的。那会儿陶胜春已经被抓捕，就这事群众在背后有议论，我们前面也说过，张小水当时曾私下问专案组的人“你们抓他有证据吗”？回答是“把他一审不就知道了吗”？这样的答复，不仅不能使他心里释然，反而心里更加沉重，惶恐不安，“没有证据怎么就能随便抓人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他脑子里盘旋。
    随着逼供信愈演愈烈，问题暴露的也越来越多。他们宣传队分散到各大队，吃住在农户家。他被安排在公社附近的1个生产队长家，每到夜晚，尤其是深夜，四周就会不时地传来审讯用刑中犯人的撕心裂肺、鬼哭狼嚎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每当这个时候，他与队员们也都睡不着觉，大家有时索性爬起来坐在床上小声议论，你一言我一语，有的干脆捧着毛主席语录一条条读了起来——

     “对广大人民群众是保护还是镇压，是共产党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根本区别，是无产阶级专政同资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区别。”
    “我们站在哪一边？……必须站在人民群众这一边，决不能站到人民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
    “依靠工人阶级、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注意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要坚决相信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是极少数。”
    ……

    大伙儿对照着毛主席的有关教导，觉得有问题。因为，反革命分子越抓越多，解放了十几年的和平时期，敌人只会是越来越少，怎么会是越搞越多呢？这样下去，那我们公社的党委书记岂不成了国民党的书记了么！当张小水他们产生怀疑并思索原因时，学校打来了电话，催促他们学生赶快返校。
    回到学校后，才知道要搞知青下放。“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上山下乡干革命！”当时的知识青年大多是哼着这个顺口溜，来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此时的张小水满脑子考虑的仍然都是乌石地区的“反革命”问题，他找到几个比较好的队员说：“要去，我们还是去乌石，因为那里的事我们参与了，很多事情不能半途而废，要搞个善始善终，看看最后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且我们对那里也比较熟悉，一定要把他继续搞清楚。”就这样，他们又来到了多事之秋、是非之地的乌石公社。
    这期间，当地不少同龄或相仿的人与知青打得火热，他们中有在家务农的退伍军人吴玉成，有学校教师胡明道，也有社直单位的手工业者章中仁。他们聚在一起，主要是兴趣、爱好、思想有共同点，尤其是对当时的情形，都深感迷茫不解、忧心忡忡。“假案”、“冤案”的概念开始在这些人心目中形成。
    他们当中除了学校教师外，不是协助记录就是专政大队成员。
    比如那位退伍军人吴玉成，他原先是专政大队副大队长也参加过抓人整人，可是有1天，自己的亲哥哥也被当作反革命抓了进去，他心里对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有了一个底；再后来，因为他哥哥的原因，专案组又开始怀疑到他了，因此，他便愤然离开了专政大队，加入到怀疑的行列中。乌石、夏村有很多他退伍的战友，地方上有很多的亲戚，如长芦大队书记吴安乐。
    学校教师胡明道，心里更是有杆秤，对自己的校长曹国柱太熟悉太了解了，他们的好校长怎么可能是个反革命分子呢？加上他本人正直的秉性，也就理所当然、义无返顾地揭竿而起。同时，又因为他们对其内部情况的了解，许多抓捕、审讯、抄家等鲜为人知的细节，也只有他们知道，材料写出来，才更真实，更有说服力，更有血有肉。这时的乌夏地区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专案组的种种丑行也纷纷传出。
    坏消息接二连三。很多人尚未被关押，只是专案组已经找他谈过话，或者有人通气说“有人供了你了”，就吓怕得自尽。因为不说，一旦被关就要动刑，非死即伤；要说，没有的说，瞎说一气昧良心，还是死了能解脱。
    恐怖气氛越来越浓，死人越来越多，“反革命分子”在有的生产队，已占80%以上。这种情况显然是很不正常的。
    张小水、胡明道等联想到战争年代我党的几次“左倾”错误，也出现过肃反扩大化，最残酷的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发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AB团”肃反；著名的还有延安时期的“抢救运动”。这些，都曾经使我党我军失去很多骨干力量，当然最后是邪不胜正，事情都得到了纠正和平反。今天，我们如果再不想办法制止，很有可能乌夏地区90%以上的人都将被列入反革命分子名单。这样下去，太平县、乌夏地区领导、专案组，又将如何收场？特别是无辜的广大人民将蒙受更大的灾难……诸种问题，不得不令人担忧，尤其是知识青年在一些人眼里是小鬼，说了，劝阻了，谁听。但也有有利一面，知青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来插队落户干革命的，是毛主席派来的，是革命的小将，又不是本地人，怎么扯，谅也不会把知青说成是反革命的。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站出来，又有谁敢站出来！为这么多人伸冤上访，即使自己挨整也值得。 “上访！上访！上访！”

    背水一战  大家先是围坐在一起小声地讨论着，思想统一后，大家就进行了分工。第一步是收集材料，叫那个退伍军人跑各个大队摸底，学校老师动笔杆子写，社直单位人员摸社直机关一块情况。总之，死多少，伤残多少，夏村地区谁来跑等等，都一一有了安排。不久，数字就全上来了，可这么一动作，时间就已到年了1969年12月。乌夏地区的人都记得，那年冬天下的可真是一场大雪，似乎苍天也都在为乌夏地区冤死受难的人们鸣不平。
    196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革委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之后的12月26日，中共中央又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对敌斗争中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 “通知”的发出，缓和了全国“清队”形势。“通知”姗姗来迟，导致了全国那么多冤假错案的发生，但还是起到了亡羊补牢的作用——逼供行刑之风基本上刹住了。乌夏地区的受害者们还是从中感受到他们可能有出头之日了。这消息从不同的方向，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到了封锁严密的乌夏地区的群众之中，张小水他们都非常兴奋，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面对县革委会、公检法军官小组、专案组的倒行逆施，乌夏地区的人民也绝不是群氓，不是砧板上的肉可以任人宰割。那年过年，乌石公社一位革委会副主任、中共党员的门上，因对专案组做法不满贴了这样一副对联：敢与霸王争上下，不让魔鬼寸分毫。这是民心、民情、民意、民愤，它无言地宣示着乌夏地区人民该觉醒、要觉醒、已觉醒了。乌夏地区的老百姓从开始的朦胧、颤惊、恐怖到怀疑、愤怒、痛恨和奋起了。当时分头摸底时，要求群众签名或捺手印，老百姓看到有人替他们出头打抱不平，也就由原来的麻木、顺从，变得无所谓惧、大义凛然了。
    官方从群众这种半公开化的活动而掌握了些情况。因为他们要走访那么大个范围，大量地调查取证，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在整材料准备上访” 这个信息，专案组也及时地获取，然后逐级层层上报到县。
    那年过年，乌夏地区的人都没有闲着，没有休息，尤其是上访人员和官方，好象是大战在即，临战前夜。县里领导及专案组、公社领导，想到过镇压和扼杀，便采取断然措施封堵上访人员。但最终也只是小打小闹，事情搞到了这个时候，案子办成了这么个烂摊子，已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他们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和担忧，也多少看出了些端倪，就连主管领导也是，嘴上不说心里一直在打鼓，告戒自己“搞错了，搞砸了”！
    县里干部也忘记了是过年。大年三十的中午时分，县上公检法军管组长黎组长带了3个战士步行到了乌石。张小水在县一中时，是黎受阮主任委派找他做工作，派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乌石的，后来黎任乌石专案组长，他们彼此来往更多也更熟悉。
    黎组长一到乌石，径直去了张小水的房间，开门见山就问：“听说你们要上访？”“是有这么回事，”张小水点了点头告诉他。黎又问：“不上访，行不行？”“不行，绝对不可以，”张小水说，“问题搞成了这样，你们自己也知道弄错了，走进了一个死胡同，即使我们不上访，你们也已经无法摆平，无法了结，因为乌石人民是不可欺的，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何况事情闹得这么大，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也没有这个权力去了结。”
    黎组长被问倒了，他的内心也很清楚，张小水说的没错，故事无法结尾，他来只不过是带着侥幸心理碰碰运气，凭自己的职务权威和与张小水的个人感情，兴许能说服对方，结果，他自己反倒被对方说到了痛处，说到了心里，说得自己无话可说。
    他顺手拿了个板凳坐下，与张小水推心置腹地谈了案件的来龙去脉，这其中便有那事情的起因和背景，也就是我们开头所说的“一封电报”。
    此时的黎组长也许是良心的发现，也许是道德的忏悔，也许是某种预感，知道自己在乌夏地区已铸成大错，事情已是无法挽回，自己愧对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自己是革命军人，老百姓是他的衣食父母，本应该对敌斗争狠，结果却是对人民群众狠。自己开始偏听偏信、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后来感觉不对时，反而变本加厉、指鹿为马、一意孤行。想想，愧对乌夏地区的父老乡亲，今后面对的将是纪律的制裁，所以也就索性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来了个爽快、无所顾忌。
    临走之际还有意无意地漏了句：“你们真要去，我也不为难你，可公检法的人好象要在回驴岭拦截你们，好自为之吧。”就在他抬腿出门的一刹那，他似乎已感觉到自己是部队，肃反是地方上的事，疖子总要出头的，告诉他们，既转移了矛盾，又落个顺水人情，何乐而不为！
    非常的年代，非常的故事，它能成就一个英雄或英雄的梦，也能毁灭一个英雄或英雄的梦，能造就人也能淹没人。自古就有“乱世出英雄”之说，“文革”十年可谓是颇不寻常的岁月，1968年更是一个乱世的舞台：党政军、工农兵学商、地富反坏右、妖魔鬼怪，由城市到乡村、边疆至内地、乃至海陆空，只要有人烟的地方都在动荡。有些人赢了，有些人输了；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笑的、唱的、跳的、乐极生悲范进中举似的，有哭的、叫的、骂的、有霸王别姬乌江自刎模样；流芳百世的不少，遗臭万年的也大有人在；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脱胎换骨者有，见好就收、激流勇退、隐姓埋名者也有；逢凶化吉、大难不死、东山再起的多了去了，镜月水花、黄粱一梦、一蹶不振的也能数的出；有人气急败坏、恼羞成怒、仍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昙花一现、悔恨终生、难免“无颜见江东父老”。悲喜、苦乐、高低、官民、贫富、生死……这些个冤家对头硬是把舞台装扮的五彩斑斓、绚丽多姿，使人生演义的酣畅淋漓、抑扬顿挫了！
    戏有开场就会有结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黎想着自己曾在那个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不觉黯然神伤、喟然叹息。他甚至不敢再往下细想深想，急忙从张小水的房间里出来，到公社打了一转，然后就头也不回地打道返回县城。
    接着公社那边有人传出话来：那些人想要上访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行的，公检法军管组已作好了布置。得到这个消息，张小水他们几个连夜碰头。不管这个消息可信不可信，也不管公检法是否真有什么布置，官方也许什么也没有布置，只是想威吓一下，能成则成不成则罢。因为这些人的上访决心已是大势所趋，锐不可挡，任何举动都是徒劳无益的，任何动作只会是螳臂当车，它犹如黄河之水九曲十八弯最终还是要流向大海一样。此时的张小水他们都已作好了最坏的打算，“一定要去上访！”不然，一切辛苦就白忙活付之东流不算，乌夏地区老百姓望眼欲穿，挣扎于水深火热的日子，就永无出头的一天。
    另外，他们还得到消息，除了张小水以外，他们其余几个同志也都已经上了反革命分子名单，现在他们已无退路，只有拼死一搏，想打退堂鼓不去上访，那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抬着棺材上阵拼死一回，而且要反就反到省里去。
    因为在此之前有一天，张小水到夏村公社他外婆家玩，碰巧遇见了太平县委原书记沈荣。沈荣因文化大革命靠边站，不久前被弄到夏村去劳动改造，就住在张小水的外婆家里，真是机缘凑合。沈荣来后对夏村之事也知道了一些，他与张小水交谈时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乌石夏村“清队”的事情，这一老一小很投缘很投机。当沈荣听张小水说他们正准备要上访时，表示很支持，并且告诉他们“要反就反到省里”，老书记的话更坚定了张小水上访的决心。
    上访材料是由胡明道老师执笔的，中心是抓住两点：一是审讯大搞逼供信；二是出了很多人命。他们收集了陶胜春、陈承祖、曹国柱、陶自仿、汪木水等七、八个人的材料，写了好几个练习本。现在事情迫在眉睫，大家坐在一起商议。当时有个小困难——路费，农村很穷，有的队是几分或几角钱一个工分值，拿工资的也就学校教师胡明道一人，他人也很爽气，他自己主动开口：“这事好办，不用发愁，我负责。”张小水也个别跟他说：“你先垫上，事情过去会给你解决的。”
    为以防万一，决定提前动身，而且宜早不宜迟。官方原估计上访人员过了正月十五才会出门，现在随着情况的变化，上访人员选择了正月初二晚上。原本打算等天快亮出发，后来也提前了。
    实际动身去省城的是三人：胡明道、吴玉成、章忠仁。本当还想带几个受害者家属一同上路的，但一来考虑到路上多有不便；二嘛考虑不能全走，家里必须留一个人，既为了互通信息，又以防不测，还有为了接待群众。那会儿，老百姓有不少人听到了他们要上访的消息，天天晚上都人来人往的找张小水反映这反映那的，没个人留下不行；三哩考虑这三人都是乌石当地群众，去省城更有说服力。就这样定了这三人，让张小水留了下来。

    有惊无险  上访者一路上就别提有多惊险了，主要的有这么几道关口：夏村公社所在地、回驴岭、广阳车站、芜湖轮渡码头。
    那天晚上12点，这几个带着上访材料和乌夏地区老百姓的心愿，踩着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出发了。他们不敢走大路，出乌石就一直沿着佘溪河边走，夏村石板街也没走，同样走舒溪河边，因专案组和专政大队都派了人在乌石、夏村的路上巡逻着。
    绕过了夏村，回驴岭却是很难再绕的，它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必经之地。没什么好办法，只有硬闯了。吴玉成是当兵的出身，他走在前为尖兵，负责探路。那已是下半夜时候，回驴岭头那棵古枫丫树在夜风的吹拂中，光溜溜的枝儿摆动着，除了古庙里不知什么个东西响动，也许是老鼠活动，也许是乞讨的乞丐翻身之外，四周显得是一片寂静阴沉，唯有地上积雪亮闪闪。他们一行3人摸到回驴岭长亭外，倾听约一支烟的工夫，见没有动静，就赶快穿越而过。走至快下岭的撑腰石处，忽地由边上一条小道上来6、7个人朝岭头上走去，当时上访的3人都惊出一身冷汗。
    广阳车站上车还算顺利。吴玉成他们走至广阳大桥，天不过刚亮一会儿，待走近车站，太平发往芜湖的班车恰好到达，接着他们也就上了车。事过境迁多少年，才听回驴岭所在地大同生产队群众说起那天晚上的事。那个白天，队长就接到上面电话，讲最近一段时间，岭头上要多把些人员看守，如果发现有4个人半夜三更经过，无论什么理由都给他们拿下。大冷的天，夜里谁愿意上岭头值班。那天晚上他们几个值班的酒喝多了点，把时间给耽误去迟了些。一夜无事，快天亮回的家，人还没睡下，队长跑来通知立马赶到广阳车站拦截，说你们刚才在撑腰石处看见的3个人就是上访的，消息说4人，实际是3人，所以搞岔了。等他们风风火火追到车站，车站人答复说：“车已发出15分钟了。”并且还说，“人家都上车走了，你们上面的电话才打到我们站扣人，早干什么去了？”
    一行3人坐在车上，一路颠簸到了芜湖，决定下车不继续跟车过渡去合肥上火车到北京，既然行踪已暴露，在芜湖逗留休整一下，也好打乱专案组的围追堵截计划。他们来到芜湖九江饭店门口还未进去，店里有个熟人早已站在门口，见到3位上访的几个老乡讲就说，你们快走，乌石专案组已打电话到芜湖九江饭店，你们家里留守的人也来过电话，说有人来追捕你们了。上访之人本当要去北京上访的，接到这个消息，便改变了计划，到省里去看看再说。

    拦车伸冤  来到合肥，他们一行3人住进了省城公安厅边上的“胜利旅社”。吃过饭，休息了一会，吴玉成连夜去找一个熟人。这人和吴玉成同村，叫章新林，在省公安处工作，只是已靠边站了。章新林听家乡人吴玉成说完，就建议他们先找省信访办。
    次日（正月初四），他们就到了省信访办，结果被挡了驾，争执一上午都没用。回头，他们又去找章新林，他说，现在省城正在开两个大会，一个是全省各地两大派的头头参加的万人学习班，地点在合肥郊区二炮学院；一个是全省“三代会”，地点在省博物馆。其时，他女儿作为太平县代表也参加了“三代会”。
    他们当即赶到了省万人学习班，找到了太平县来参加此会议的造反派头头们，说明来意是要找省领导上访。乌石、夏村两地肃反事情，作为太平人的造反派头头是知道一些的，他们也正在酝酿“乌夏事件”，只是他们当时还有点举棋不定：一是两派之间有分歧，“革联会”派代表县委、社直机关一边，“革联站”派替老百姓说话；二是“乌夏事件”是纸里包不住火的，目前他们苦于不知内情没有证据。两派的同志当即告诉家乡的同志：“省革委会李德生主任（原安徽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2军军长）不在省城合肥，廖司令（原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121二炮部队司令员）他在。”
    正月初五。胡明道、吴玉成、章中仁三人早早来到省博物馆，将事先准备好的白纸黑字“为乌石人民伸冤”的标语贴在路上，就在那里守侯。上午散会，一帮人涌出门口上了车，他们三人便走上前挡在路中间。第一辆车过去，第二辆车也走了，第三辆车停了下来，里面的人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车上走出一个秘书或警卫模样的人，此人走至三人面前询问了下，就说，“明天上班时间，8点到8点半去省政府信访接待室，有首长接见你们”。说完上车就走了。胡明道、吴玉成、章中仁三人，自己揭去标语，也回到旅社，晚上着手准备第二天的汇报材料，确定由胡明道主讲后，大家就早早休息睡觉了。
    正月初六。省政府信访接待室，首长接见了他们三个，前后时间大约一个半小时。当时并不知道首长是谁，后来得知是廖司令。胡明道将乌夏地区的情况简要地叙述了一下，廖司令听说后吃惊不小：“我们一点不知道。你们阮主任在万人学习班，我们会跟他通气，由他牵头处理这件事。”他一边说着，一边当即亲自打电话，把在参加会议的太平县负责人阮主任叫来询问。等阮来到廖司令会客室见到太平来的胡明道几个，什么都明白了。廖司令仅仅开了个头问，“你们那是不是有搞死人这回事情？”阮反应不慢，立刻报告“有这么回事”。直到此时，张小水他们才把上访材料递到了廖司令手中。廖司令手拿着材料仔细地翻看了一遍，掂了掂开门见山说：“材料看过了，我就不多说，你们可以先回去了。”材料递交了，领导也表态过，接着双方就是否回去出现争议。
    双方反复争执和商讨的主要关键在：1、问题没有解决，没有明确答复之前，我们不能回去；2、现在这样回去，专案组的人正等着我们，那岂不是自投罗网。廖司令最后看了看表，抬头只问袁“你看呢”？言语不快不慢，不轻不重，语气似商量又似命令。事情到了这个份上，阮主任也不傻，当即就很爽快地打了保票：“你们先回去，我这边随后就打电话给县里，尤其是专案组不要再找你们的麻烦，出了事我负责。”因为他是父母官，是“现管”。至此，廖司令这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你们先回去吧！省里派的调查组很快就会到的。”
    上访人员一行回到住所。第二天初七，又赶到万人学习班找了阮主任。阮还满热情，递烟沏茶，问他们住宿情况后，又给他们重新安排到招待所，那里吃住都有。临走，他说了句“我们回去办学习班”。
    正月初八便动身往回赶，由于不放心，他们没有直接回乌石，而是先到了太平县城。看看当地没有对他们怎么样，第二天，他们一行回到了乌石。路上他们就有关事宜作了考虑，所以来不及休息，就忙着四处通知打招呼，为迎接调查组的到来做准备。至此，张小水他们从开始收集材料，到去省城上访成功，前后历时两个月。而他们去省城上访的情况也已经被人们暗地里象小道消息般神秘而邪乎地传开。
    小道消息、民间传闻，虽与事实有不少的出入，也许是比较大的出入，但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当时血腥、残酷、恐怖、高压的形势下、气氛之中、黑夜漫漫无出头之日的绝境里，这些小道消息、民间传闻的出现，无疑是注入人民群众心底的一支强心剂；表达了乌夏地区人民群众盼星星盼月亮、盼冤假错案早日得以平反昭雪的心情和愿望；众望所归、大势所趋、民心所向，是社会发展、历史前进的源动力；民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违、邪不胜正、多行不义必自毙，是亘古不变之理！有谁不相信这些，那就势必会被碰得头破血流、残败而归、万劫不复！
    不管其有多大的出入，张小水、胡明道、吴玉成、章中仁他们反戈一击、背水一战、拦车伸冤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正义，并不总是一路绿灯。在人民群众处于浩劫之下，如果没有几位这样的代表人物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真的就不够那么光荣、正确、伟大了。历史有幸！人民有幸！乌夏地区的老百姓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