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组  人员是由徽州行署和太平县受省里委派抽调人员组成的专、县联合调查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21部队军事法庭郭锡银庭长带队。出发之前，省里把有关负责同志召集到省城，就一些问题和事项作了布置与强调。会后，这些人便马不停蹄地赶到太平县与阮主任碰头会商。
    省里原本是指派行署组成调查组调查，太平配合，但到了太平，阮主任又从地方上抽了不少人加入到调查组行列，并对郭庭长美其名曰：“你们人生地不熟，我们的人可以给你们带路。”这样一来，调查组就变成了专、县参加，省里派人带队的联合调查组了。阮的掺砂子意图也如意了。

    进街口  灾难的忠实的姐妹就是希望。乌夏地区老百姓得到上访顺利成功，省里要派调查组下来的消息后奔走相告、群情激奋。
    正月初八的中午时分，调查组一行十几人走进乌石街口时，他们顿时给愣住了：只见那个街道两旁，刹那间跪下了不少受害群众和死难者的家属，而且哭声一片。老的小的，男的女的都有；有孙子搀扶爷爷奶奶的三代人，也有母亲携子牵女的两代人。
    老爷爷白发苍苍、胡子上还粘着鼻涕，见调查组的人走来，忙站起，佝偻着腰拉着人家指着孙子说：“你看看，这孩子这么小喔就没了爹？我怎么不死呢？让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啧……你们可要替我们做主啊！”“我还指望我儿子给我们两个养老送终哩，现在倒好，我的儿子啊，你死的好惨哪！青天老爷，好好惩治那些畜生吧！”孙子的奶奶跪在那也接上老伴的话哭号着。
    带着一双儿女的母亲跪在地上，只见她拽着调查组人的裤腿凄婉的哀怨地说着：“冤哪！真冤哪！孩子他爸被整成了残废，瘫痪在床，你们说，孩子这么小，我可怎么办啊！天哪，天哪——”；边上站着的是她女儿，也不过6、7岁，女儿看见妈妈悲天戗地的样子，两眼的泪水，无声地往下流着流着；母亲身边那个只有2、3岁的儿子，望着那么多的人都在看着、围着他妈妈，不知是害怕还是也想给妈妈伸冤，“哇”地一声大哭了起来。还有……还有……
    那状况，那场景实在是揪人心肺、肝肠欲断。多少年过去后，一些老人提起那一幕时，依然为之动容，让人惋惜、叹息、不堪回首。当时，所有在场的人，特别是前来调查的调查组的同志们感触特深，震动很大，脑子似乎一片空白，唯一的反应就是“这个案子搞大了，搞错了，搞惨了”。跪下的人群中有不少人，是天没亮就从大老远偏僻的山村小路走来的。
    天地良心，如此的惨案，他们中有不少被弄得失去亲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今天他们来迎接、哭诉，他们冤屈的洗刷全寄托在调查组“青天老爷”身上了。是喜？是悲？是怨？还是恨？那泪水，那哭声，真可谓感天动地了！
    然而，调查组他们戴上“青天老爷”的桂冠是受之无愧、理所当然的么？非也！我们的百姓如果这样去想、去认为，就大错特错了。
    好在当时不少的干部和群众仍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他们说：铸错是头头一句话，纠错也是头头一句话。法呢？有法吗？——是的，我们善良的百姓啊！害人者竟以“恩人”面孔出现，还冠以“青天”，我们却稀里糊涂，不透过现象去看本质，不动脑子去想一想，把他们视为神明，虔诚地奉为“青天老爷”。可以说，这些所谓“青天老爷”以及他们上面或身后的政客，玩弄权术、耍猴子，把老百姓坑了、吃了，变成渣子吐出来，老百姓都不仅不知道，还会万分感谢、顶礼膜拜。
    “乌夏事件”是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又被林彪“四人帮”利用的必然劫难。害人者是遵从上面的指示、精神、思想，顺应当时的气候、潮流、风向行事的，若要刨根究里、追究责任，那问题肯定是在上面。某种时候，这是领导的一种策略：先发话，让下面干，出了乱子时，应对办法两个，一个是推卸责任、丢卒保车，叫下面的人做替罪羊；另一个是大包大揽大个子顶着，把责任、矛盾、问题，统统承担，说“这与执行者无关，我们领导有责任，我们愿意接受组织的处理”，或“作为领导我有错，有罪，我对不起你们，我向你们赔礼道歉，向你们检讨，请组织上发落”！最后，上面是怎么具体操作和执行的，下面小老百姓谁又能知道些什么？
    这种人治的制度，无法无天的局面不改变，类似“乌夏事件”性质的事，随时都会重现的。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干部，绝无必要将他们奉为“恩人”或“青天老爷”。
    诚然，人与人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调查组里的人也是一人一面孔：有务实的，有务虚的；有想干事的，有只是应应景的；有讲良心道德的，有缺心少肺的；有主持正义、刚正不阿的，有见利忘义、惟命是从的……林林总总，各种各样。但即使是属于主持正义、刚正不阿一类人，面对当时强大的政治氛围，也只能是胳臂拧不过大腿，显得十分渺小、无能为力。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如实汇报、保留意见、出污泥而不染罢了。说实话，能做到这些就已经是很难能可贵、很不容易的了。
    调查组一行人在街道上，足足耽搁了十几分钟才走进了平时5分钟都用不上的公社大院。中间，他们不时地左边扶起一位跪着的大娘，右边又拉起一个大爷，有的一边招着手，有的一边悄悄地抹着要掉的眼泪。当他们最后来到公社坐下时，心里还久久不能平静，仍然沉浸在刚才那悲惨、悲凉、悲壮的氛围之中。
    吃过晚饭，稍事休息，他们连夜召开会议，研究布置调查组的工作。刚开始，调查组内部由于县里掺进来的人的干预，进展很慢，一些人不愿揭开问题的盖子，百般阻扰。但随着不断地走访，大量触目惊心的事实，起码的良知促使这些人也不得不客观公正地开展起工作。因为那些死者、伤者、残着、疯者，原本都是活生生的人啊！
    调查中，调查组也发现案子初期和中期就有不少正直的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或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抵制：有的在向上面汇报工作时提出这么个搞法，搞不下去；有些反映专案组办案大搞逼供信，要求上级加以制止；还有一些人认为证据不足，难以结案；还有……但最终都被排挤、撤换、打击。
    作为办案人员也有很多业务不懂在装懂，比如：调查期间郭庭长曾诘问过专案组胡××：“你知道镣铐起什么作用吗？”胡××当时的回答是，“犯人犯了法就上刑。”“不对！犯人犯了法不知怎么搞，想自杀时，才上镣铐，这是为了保护他的。”郭庭长斥责道，“当然，重刑犯和死囚犯人不在此列，谁象你们，动不动就给人上镣铐。”
    那会儿一旦谁供出个人，马上就会涌上去五、六个专案组和专政大队的人员，先翻箱倒柜的进行抄家，接着将人逮走投入牢狱，然后审讯时就动手动脚逼供。结果是草菅人命、鲜血横流，专案组不是用血去写教训，而是渴求结出阶级斗争大成果。当权者始终觉得忠言逆耳，不愿否定自己，我行我素、变本加厉，直至冤案接二连三地发生，最后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烂挑子  下面是张小水他们呈给廖司令员的上访材料，再加上事后两个调查组核实的材料内容（1969年初和事隔10年1978年的两份调查报告）的综合摘要。这份综合摘要大体上可以说是反映了“乌夏事件”导致或产生的严重恶果——

    第一、打击和冤枉了大批好人。在错误政策办案指导下涉及面广、线长、人多。共涉及到石台、贵池和本县6个公社及县直一些单位。使一些贫下中农、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职工、党、团员受到了无情的残酷打击，混乱了农村中的阶级阵线。据乌石、夏村、和平、桃源公社和其他公社重点大队的不完全统计，为反革命集团案件涉及到成员达940人，其中关押135人，揪斗256人，坦白232人，人已掌握但未触动317人。分地区是：乌石559人，夏村268人，和平南安大队75人，桃源38人。以乌石公社为例：在559人中，贫下中农占大多数，其具体成分是：贫农257人，下中农6人，中农128人，手工业6人，富裕中农4人，小土地出租29人，工商业5人，自由职业7人，其他27人，富农16人，地主80人。从身份看：公社革委会副主任、委员3人，大队干部13人，生产队干部22人，社直机关干部、职工33人，基本群众443人，五类分子45人。政治面目上：中共党员31人，占全社中共党员91名的32.95%，团员13人，在民兵组织上：公社武装部长被人咬上参加了反革命组织，虽未揪斗但列上了名单，长芦大队8个持枪民兵全部都是。船渡大队特别严重：16岁以上成年人，全队共有451人，就有220人被打成了反革命集团成员，全大队19名中共党员就有11名被打成反革命。长芦大队有4个生产队成年人基本上都是。使不少贫下中农、革命职工、干部，在专案组实行威逼、冤枉下被打成了反革命，政治上受到了无情的残酷的打击。有的受到迫害后对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有的苦闷宁死不活；在生活上得不到保障，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后，有的口粮被无理克扣，有的开荒种的山芋等粮食被没收；转业退伍军人被打成反革命后，得不到党和人民对他们的政治上、生活上应有优待；在1968年12月份县公检法人员抽回县办学习班时，有的大队离走前，对一些被冤枉关押贫下中农放回家后，还规定这些人每天早晚到文化室，向毛主席请罪（当时正流行向毛主席早请示晚汇报活动），外出要请假，不准翻案等强制制度，以四类分子看待，剥夺人家政治权利，直到上访后调查组来才被停止。
    第二、残害致死，被打成伤。由于逼供信采取的一些恶毒手段，使被关押的一些人重者残害致死，轻者残废、受伤。经查实关押审讯期间被捆绑折磨关押致死就有7人（其中关押被逼上吊致死3人）；严刑威逼发生于社会上上吊、投河（井）自杀20人（乌石7人、夏村12人、南安1人）。乌石公社致死12人中，贫农5人，下中农2人，小商贩1人，和尚1人，地主出身1人，地主分子1人。被打残废在医2人，成重伤41人。当这些问题出现后，一时在乌夏地区及邻近公社搞得人人戒备，互不信任，提心吊胆，有的大队社员劳动收工回家就关起大门吓得不敢出门，不敢说话，不敢点灯。乌石大队沙村生产队的小孩，见到了公检法办案人员去后，吓得哭跑回家不敢出门。
    第三、影响和阻碍了乌夏地区革命和生产。由于在前段办案中大搞了逼供信，把矛头指向了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一些受冤枉的贫下中农被整得走路低头而过，闭口不言，生产无劲，开会吊胆，睡不着觉，吃不下饭，思想上背了千斤重的包袱。群众与协助办案的积极分子接下私仇，对立情绪很大，大大挫伤了贫下中农革命和生产积极性。

    郭锡银  历时一个多月的调查组工作结束时，调查组在乌石召开了一次大会，会上郭庭长就“乌夏事件”总结了6个字：“亲者痛仇者快。”这是当时的情形，如果是今天看来，“亲者痛仇者快”之说不能成立，谁是“亲者”谁又是“仇者”哩？这“仇者”的出现，应该是人为的作用和结果，是高层愚民的需要，是权术的需要，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当年曾有句“挑动群众斗群众”流行语，这句辞是在批斗或指责别人时才派上用场的，现在把它拿来用在玩猴子的人的头上真可以讲是恰如其分。
    他还说“使用的刑法比国民党还要残忍，除了五马分尸外，什么刑都用了”。这倒是讲了句大实话。在调查的前后，调查组特别忙，不是走访就是开会。郭庭长到过很多受迫害人的家走访，细心地讲解党的政策，化解群众心里的怨气和干群之间的矛盾，许多血淋淋、触目惊心的景象和事实都摆在了他们的面前。
    最后郭把张小水叫去谈了一席话，主题是案子，粗线条地讲完调查经过和一些情况后问：“事情就是这样，有什么出入可以补充？”张小水沉思了片刻，回答说：“没有，唯一要求是把调查结论能否给我们看看。”郭考虑了一下后说：“待我回去向领导汇报后，再寄给你们，现在恐怕还不行。”张小水知道，现在不给人看，以后再寄过来只能是托辞而已，就又问他：“那你能不能口头上先说一下你个人的看法和态度呢？”
    郭此时确实有点为难，不说，对方只是叫我谈个人的看法和态度；说吧，官方和个人的看法和态度又是很难分开。当张小水听到对方讲是“下面同志的工作方式和方法问题造成”时，立即气愤地反驳：“是方式方法，这说不过去的，他们冤死了那么多的人，这本质上就是莫须有的，乌夏地区根本就不存在象他们所讲的什么反革命！你们的意思是反革命确实有，只是方式方法上过了火，是吧？——我们不能也不会接受你们这个说法！”
    此时此刻，郭才怀着万般无奈、忧虑的心情讲出了他的苦衷：阮主任是121部队某师政治部秘书处处长，和他同属一个121部队，是团级干部，是同志，是战友，是同事。阮是来支左的，是解放军121部队派出，责任如果归到阮的头上，121部队的脸上就有点不太好看。再说省里李主任是12军的，是省革委会主任，他们廖司令的121是二炮特种部队，是省革委会副主任，部队里还是讲山头的，事情摆平大家皆大欢喜，如果处理得不好……郭的意思很明白，有些人会尴尬难堪的。
    官官相护。“路线”重于生命。这条路线从1949年一直走到那时，至此，张小水没等他把话说下去，便无声地走出了郭的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