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放包袱

    领导  1969年4月20日，徽州专区革委会召开了常委会议，听取了郭庭长代表专区、太平县革委会调查组，对太平县乌石公社查破反革命案件中，执行政策情况的调查汇报。革委会主任龙安、副主任徐士奇等领导人，在听取汇报后分别作了指示，其中有些内容要点是这样的：

     1、“乌夏事件”发生后，县革委会阮主任亲自作了严格检查，上门拜访，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主动承担责任，群众反映很好。鲁政委在县常委会上作了检查，并请求上级处理，这个态度也是很对的。……工作中，他们上靠了毛泽东思想，下靠了广大革命人民群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办事，落实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政策，挽回了影响，充实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消除了群众之间的对立情绪。
    2、乌石夏村的事件，从专区来说，专区革委会抓得不紧，强调落实政策和调查研究不够。县革委会未去认真调查研究，甚至个别领导人下去后，见到搞逼供信未认真禁止，还讲人家会开得不激烈，这实际是破坏党的政策。太平县公检法军管组有责任，黎作为军管组长，对这样大问题完全依靠原公检法人员上阵，从政治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3、这个案件对人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灾难，有的致死，有的搞残废，是镇压群众的政治事件，使革命和生产受到了损失，打击面那么宽，死了那么多人，给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公检法是知法、掌法而犯法。对毛主席的指示不执行，置人民生命于不顾，既是幕后指挥，又是亲自上阵去搞。
    4、太平乌石、夏村的事件，是一个很严重的事件，那里面真是白色恐怖。贫下中农连吃支烟、喝杯茶都有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听后是多么的痛心呀！专区革委会我有责任，对毛主席不忠，我们失职。他们错误地执行政策，许多人给他们逼得投河上吊死了，如何去向人民交代。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我们生活的很舒服，阶级兄弟在那里吃了苦头，共产党员被整残废，剥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他们对毛主席那么忠，逼问中、死之前，还喊毛主席万岁，真正的共产党员被逼死了，是向反动路线斗争牺牲的。是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他们无权，权是掌握在坏人手里，这是血的教训。看那些办案人员在干些什么？对共产党是那样狠，那样恶毒，被逼被打的特别厉害，不择手段去要口供，有了口供想斗谁就斗谁，破坏了无产阶级政策，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办案中自己不学习毛主席著作，反而看黄色小说，把没收来的东西占为己有，参加破案人员中还有敲诈勒索的，这些事发生在旧社会不奇怪，发生在新社会不令人深思吗？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人民。
    5、县革委会某些领导同志和军管组的领导同志，要进一步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有的人情节严重的要给予处理。专区革委会要向省革委会写检查报告，请求上级批评处理。
    6、我们听完了汇报很惭愧，在我们红色政权下，伤害了他们的生命，剥夺了他们的权利，这不是失职是什么？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忠，跟得不紧。
    7、处理上要抓紧，抓紧不等于不严肃。对无真凭实据的要做好工作，县公检法办学习班要吸收受害者参加。办学习班主要是教育大多数。

    七点中的第一点说的很轻描淡写。第六点中的“失职”应该是避重就轻，根本不应该是什么“失职”行为，而是犯罪——渎职罪、玩忽职守罪

    会堂  “乌夏事件”对专区领导震动很大。4月20日的汇报会前，也就是1968年12月份张小水等人着手上访时，县革委会就已经感觉不妙，已经把办案人员抽回去办学习班，等到省里及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下去调查的后期，即1969年春时，太平县革委会主任阮主任亲自到了夏村公社。当年乌石公社主要由公检法主抓，夏村公社，则是由县革委会副主任鲁政委和两名委员带队领导，由各部门抽掉人员组成的县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行查破和乌石同一个案件。阮主任统管乌夏地区案子。
    那是1969年3月的一个晚上，夏村公社在街道中心的大文化室召开了一个所谓的“平反大会”——严格准确地说只能是一个放包袱赔礼道歉的大会，因为实际上“乌夏事件”，当时并未完全平反，留有很大很长的尾巴——会场内外挤满了人，参加大会的主要是县革委会负责人、公社革委会、贫宣队的领导和受害群众及其家属们。阮主任身着草绿色军装站在台上，夏村公社案件负责人鲁政委（外号称“萝卜干子”）畏缩在阮主任的身后。
    大会先由公社革委会负责人主持讲话，其大致内容是：
    1、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四类）经审查，你们没有参加现行反革命，现在可以退出会场回家；
    2、五类分子（专指右派）经审查，你们没有参加现行的反革命，但历史上的右派分子帽子仍存在，现在可以不参加会议回去；
    3、四、五类分子的子女们，你们经审查也没有参加反革命，现在就可以回家（讲到这里时，会场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波动，待那些四、五类分子及其子女都退出了会场后，留下的几乎都是贫下中农革命群众了，大会又继续进行着）；
    4、贫下中农搞错致残致死的……政府赔礼道歉，给予治伤、抚恤……
    这时台下一阵骚动和混乱，人们根本不听台上的，人群中叫喊声、责骂声、吼声一片，他们非要上去揪出鲁政委这个夏村地区的罪魁祸首，到了非撕裂他不可的地步。这当中就有受害死亡者施庭玉的老伴，一个已有60来岁、裹着小脚的老奶奶，哭喊着要上去揪打鲁政委，要他还自己老头施庭玉来，结果被很多人劝阻……骚动和混乱大概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平息。
    阮主任走到了台前对着台下的群众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双手抱拳作揖对大家说，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起。鲁躲在阮后面随着阮的走动而不停的躲来躲去，这更激发了台下群众的愤慨和不满，纷纷往前涌，局面有难以控制不可收拾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之下，领导们只好把鲁推到台前。
    鲁政委简短地战战兢兢地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在夏村地区，对不起广大人民群众，对不起贫下中农，我愿接受上级部门和领导对我的一切处分……再下来就是在群众的一片要求和呼声中，几大麻袋的反革命案件材料：审讯记录、交代口供、人员名单等，在烈火中当场烧毁……
    那一夜，文化室内光烧毁那些文件材料，都足有一、二个小时，人群久久不能散去：有的在哭，哭自己的亲人死得过早没有等到今天这一天，他们抱成一团，哭得撼天动地；有的在骂，骂不知哪个家伙哪个亲朋好友把自己也供了出去，上了反革命黑名单，再迟一点，就要被抓、被关、被逼供信，很有可能九死一生、家破人亡；有的在笑，笑自己终于躲过了这场劫难；更多的人是谴责和声讨专案组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法西斯暴行，他们围着主席台，指着鲁政委责骂、吐口水、扔脏物。最后，还是阮主任再三出面代表政府谢罪、鞠躬，近半夜才散会。

    调子  开会之前，对处理“平反”这一问题上，定了个具体原则：一条线，三步走，四看，一分清。一条线，即划清阶级界限（即贫下中农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之间的界限）；三步走，即先放下贫下中农被冤枉打成反革命的包袱，后解决其他劳动者和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包袱，再后甄别四类分子参加现行反革命集团与否；四看，即对被打成反革命人员当时口供来源是否逼供信，看本人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看本人政治一贯表现；一分清，即现行反革命集团和历史问题、其他问题分清。
    下面是1969年调查报告中的一段文字：

    “工作进行中，阮主任亲自带领调查组，逐户登门访问，向受冤的革命群众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主动承担责任，赔礼道歉，挽回前一阶段在群众中造成的不良政治影响。对办案中致死人员在逐个查清原因之后，按照党的政策除放下死者的政治包袱外，其家属生活上也作了妥善安置；被捆绑吊打受伤者，从县医院派出医疗队给予巡回治疗；伤势严重的及时给予送医院治疗。同时决定县公检法军管组，将原来办案人员集中起来，举办专题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进一步揭开公检法机关内部的阶级斗争盖子，认真搞好斗批改。”

    读起来都是当时流行的官话、套话。伤民的后遗症是阮某等所能消除的么？

    徐春旺  当时主要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紧箍咒太厉害，工作中，徐春旺也认为不可能，哪有那么多的反革命？但胳膊拧不过大腿，个人力量无济于事。
    徐春旺是原夏村公社武装部长，这之前，他在石埭县七井山工作。1968年老书记张明道关押后，夏村公社便由他主持工作，1970年移民，他是清溪公社第一任书记，之后犯了点错误，又把他调回到石埭县七井山，最后去池州专区广阳航管站工作直至退休在家。2006年7月11日午后雨过天晴，76岁的徐春旺身体还很硬朗，只不过已是满头银丝。提起1968年的夏村，他又打开了尘封多年的话匣子：
    在夏村公社关于平反问题的会上，阮主任和郭锡银都参加了。会上阮说，夏村扩大化是公社徐春旺搞的，徐春旺不服，与阮干了起来。
    徐春旺说：“要说是我干的，我有那么大的权力吗?那至少我的官要比你大，是地委级的。是谁（指鲁政委带队，由县党群口人组成的宣传队）从广阳下车，抗着大红旗来的。你要说是我干的，我就叫夏村的老百姓去找你——”阮听了，没吱声。
    过后，郭锡银又去找徐春旺说，大意是讲阮主任是为他好之类的话，徐春旺一蹦三尺高说：“这话能在会上随便说吗？为我好，当初，在湾里陈小学召开的清队逮人的动员大会谁主持召开的！是我吗？”
    据他讲，夏村原本就有派性作祟，当时有一些人想借搞反革命之机来整各单位头头，其中还有人准备搞他。徐春旺说他没有问题，但为了保护那些各单位头头，便召集他们各单位头头开会，把他们全都弄到各个生产队里去劳动，不在单位，从而躲过了一场人为的迫害。
    抄张明道的家时，有个500元存折，还有一颗子弹，一些雷管。那时40几元一个月，不容易。徐春旺就叫专政大队抄家的人将存折交给了他自己。平反后，他便把那些东西交还给了张明道本人。当时如果不那么做，东西就可能会被人弄丢的，事后再去追查那已经是笑话一句了。
    在办案人员中大多数是旧公检法工作人员，办案过程中又存在着“先入为主”、“唯我正确”、“孤立神秘”主观主义的方针和方法，大搞了逼供信，对案情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过程中没有认真系统、全面地进行分析案情，心中无底却主观主义地去开展工作。大多数同志是属于思想认识和工作方法上的好人犯了错误，办了错事，个别的少数办案人员明知不对，而有意地歪曲和破坏党的政策。当时办案领导组个别负责人还欺上压下，主观臆断，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有的还向领导上说了一些假话，对一些下面共同办案坚持原则执行党的政策好，敢于起来抵制和反映问题的同志，采取了压制、排挤，把斗争矛头没有真正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而错误地指向了广大的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对受冤枉的人实行了残酷的镇压，无情打击等等。这一些也是造成这一事件一个原因。
    1972年8月23日，阮主任在太平县委扩大会议上有个发言，题目是“认真联系实际，总结经验教训，把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进行到底”。其中有一段讲到了“乌夏事件”：

    扩大化原因既有一些客观的原因，更主要的是主观上的原因。总的说，一是错误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决策，并忽视了政策的领导；二是受林彪“极左”思潮影响很大，片面接受外地的某些“经验”，如什么“群众揪、群众斗、群众管、群众定”，什么“半个月时间抓了几千反革命”等等，加之当时社会上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很严重；三是受林彪“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的影响，看到违反政策的逼供信现象，不敢制止，怕担风险，怕戴帽子，怕“泼群众冷水”，怕“犯右倾错误”；四是行而上学观点，对上级关于“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论”的指示理解不全面，只强调了“狠的一面”，忽视了“准”的一面。

    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极左路线影响下，极力推广江苏省江宁县所谓“顺藤摸瓜”经验，在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成立专政队，私设法庭、增设囚牢；由于农村宗族复杂，派性纠缠，私仇旧帐交错，办案中出现宁“左”勿“右”，主观猜疑，偏听偏信；审讯中办案人员动手用刑得到肯定后被效仿，提出：供者免刑，多供有赏；更严重的是叫四类分子多供，摘帽子重用，当场兑现等方法，由船渡一个大队扩大到整个乌夏地区。这是造成侦破案件扩大化的又一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