晴转阴  调查组工作结束就走了。可以说，受省里委派的专、县两级调查组，深入乌夏地区进行的工作，仅仅是让群众放下思想包袱，销毁案件材料，案子定性不明确，只能说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
    1969年春那压根就不是平反，而是匆匆走过场的放包袱。因为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落实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彻底，从此也造成了漫长十年的上访之路。老百姓由调查组到来的惊喜，又转换为掉进数九寒天的冰窟窿全身心地凉透，由来时的晴空万里，转眼间就已是晴到多云了。逼供信造成的冤假错案，已成过去，但它却给很多家庭造成了诸多痛苦和磨难，尤其是他们心灵的创口，很久或者永远也无法愈合，失去亲人的悲痛和孩子们的前途艰辛，是怎么样也都难以弥补。
    最为明显的有两点：
    一、出台并下发了一份太平县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办字（69）003号文件，文件里面主要是针对受害人伤残医疗用药问题设置了种种门槛和条条框框，这与前面所引用1969年调查报告中的一段官话、套话“被捆绑吊打受伤者，从县医院派出医疗队给予巡回治疗；伤势严重的及时给予送医院治疗”对照，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刁难、欺骗，讲重些是报复，是反攻倒算。我们的群众在清队中有的致死，更多的被弄得伤残、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上面或办案人员在大势所趋之下，不得不先来个放包袱，但还是心有不甘、不服，留着尾巴，时刻想着什么时候再卷土重来。
    二、距1969年“平反”已有3年的时间了，太平县人民保卫组1972年还下发了审刑字（72）15号文，对陶自友、陶自涛免予刑事处分；1973年中共太平县委政审字（73）第64号文，以陶自涛参加所谓“陈新发为首的‘劳动党’反革命组织”，给予了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行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
    人们从这里不难看出“乌夏事件”1968年发生，为什么它的平反昭雪会被拖到十年后的1978年了，并且当时的被害者和害人者双方都不服，还在上告或申辩之根由。

    谁之过  除了陶自涛、陶自友的党籍问题外，受害者主要还有这么几个问题：经济补偿、档案尾巴、案件结论、以及对上级政府和部门不满。群众认为对几个负责人的处分太轻了，是官官相护。官大、宽大，把大人物都宽了去。不管领导们怎么无做工作、劝说：上面对几个人员的处分决定是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决定的，而且这个案子是在林彪横行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不能用平常的刑法对待，法不责众，不然处分的人就太多了，不利于安定团结和稳定大局。群众是再也不会轻易相信了，因为原本良好的党群关系早已被破坏殆尽。下级的事由上级承担责任，所以害人者不了了之，官照当，仍然是党性强的好同志。受害人眼睁睁看着，拿他们没办法。民心凉了！
    原办案人员也不满，尤其是受到处理的几个人员，申辩的理由主要是：在极“左”路线（即人治路线）影响下产生的冤、假、错案都不追究个人的责任，为什么偏偏处理他们；受处分的领导干部说，他是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有多大责任；底下受处分的办事员说，他是下级服从上级，又能有多少责任，难道往后就不需要服从了吗？中间的同志说，大问题都是军管会拍板的，情况是下面提供的，关他屁事，再说，他身体不好，好多事情没很管，为什么对他处分重些；按照党章规定，党员受处分必须通过支部大会讨论，本人参加，有权申辩，但处分他们没有经过支部大会……
    总之，他们无过。这些理由中除了最后一点外，都是站不住脚的，他们想的不是由于自己的失职、官僚主义、个人主义，以及有意无意的犯罪行为造成了那么多的无辜百姓的死亡和伤残，想的不是为了这个案子，国家付出了多少因调查、接待、补偿而花费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他们一心想的是自己受到的一点点处分，不理解党对他们的宽大为怀，期望他们将功赎罪；他们一点也不感到痛心、落泪，反而是怨气冲天。真正是把党性抛到了九霄云外，让良心给狗吞吃了——茅坑里石头又臭又硬、无可救药。
    到了70年代初批林批孔时，群众的呼声是一浪高过一浪，特别是在粉碎“四人帮”和解决了安徽宋佩章问题后，这些受害地区的群众反映更强烈，纷纷去信上访。他们认为，过去的平反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的捂盖子“平反”，是很不彻底的平反。他们要求，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和解决了安徽宋佩章问题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政策原则，在这些严重受害地区得到严肃认真的落实。绝不能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能放过一个坏人。
    事情就是这么的绝妙，“不理解党对他们的宽大为怀”，说的多好啊！个人行为要党来承担，将具体化为抽象，让受害者无处控告，假使有人去控告，那就是控告党，是反党，是现行反革命分子，还有谁敢呢？还有，“这个案子是在林彪横行的特殊情况下出现的”，“过去的平反是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的捂盖子‘平反’”，真是虱多不氧、债多不愁，一件罪名是担，十件罪名也是担，把这些罪过、罪名全推到他们头上。找谁去？找鬼去吧！林彪死了，“四人帮”当年也都被收审关押，是只纸老虎。

    夕阳残 1969年4月6日这天，乌石人民公社革命委员会还上报给了太平县革委会一份乌革字（69）014号文件，题目为“关于对县公检法在我社破案期间，被揪、长期关押而影响身体健康、生活困难的群众要求给予救济的报告”。其正文如下：

     关于1968年县公检法被揪、长期关押、逼供信，身体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和病残，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在我社很严重。根据上级指示，经贫宣队调查组反复了解以后，生活确有实际困难的贫下中农社员共有四十七人，急需国家救治。调查组根据实际评定需要救济款二千元整，以便他们恢复正常生活，投入生产劳动。

 
    1969年春所谓的“平反”和专、县调查组走后，乌夏地区当地政府就着手对受迫害人本人及家属等的救济救治做工作，不止一次地给上面打报告，争取政策和款项。即便如此，重灾区的乌石、夏村受害群众面对上面杯水车薪的救济救治仍然得不到彻底而有效的解决；他们并且还认为，钱到公事了，拿出一点钱过过场，再有什么其他事儿就甩甩手不管了。结果一些曾被打成反革命，遭受严刑拷打的人，晚景甚为凄凉。仅和平公社就有两位：
    江北人李先树，是个挑货郎担摇拨浪鼓的，30来岁。他被打成反革命后，妻子同他离了婚，他无法养活女儿，就交由外婆养大。他自己由于受到摧残，身体很差，但还坚持上访，后来，上面拨款给他建房子，生产队也缺德，拿了上面拨的300元，给人家只盖了个看山人住的小窝棚大小。此人生病，不能自理，幸好女儿还去服侍过一段时间。以后死去很长时间，人们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姓钱的叫钱立胜，将其打成反革命时，他尚未成亲。坐了7年牢，刑满释放出来，他也不去讨价还价，没什么文化，就这么跑了回来。有好心人跟他讲：“没有结论什么的，就这么出来，还不如不出来，在劳改队还要养护你，管你吃喝拉撒睡和医病。”现在可好，快50的人了，身体又不好，很难成亲。原来是个拉大锯的，大狱出来根本就无法再去拉大锯了，因为他已近50岁了，再也不是当年的小伙子，体力不支。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死的，有人曾经找过他，但问过许多人，回答都是不知道。
    乌石公社船渡大队陶自仿3个月不供，就紧绑90天整，由于长期绑架，使绳子和衣服一齐陷入皮肉内，后来生了蛆双手致残。他那两只手，哪能看呐，漆黑，手秆子因血脉不通而干枯得象鸡爪子样很细很细，生活不能自理，要人服侍，吃东西得人喂才行。
    1970年1月13日，乌石公社以（70）006号文件形式呈送了一份“关于给予陶自仿补助的申请报告”。
    是年底12月18日陶自仿又向中共太平县核心领导小组，写了份关于生活困难要求予以补助的报告。 
    而陶自仿自己写的报告给人们难以想象的是其报告末的几行字，这几行字却能给人无比的震撼，让那些当年的办案人员或专政大队人员感到无地自容：

    “绝对不可能……向上伸手么？……我是个共产党员……却难以出口，归根结底，这样问题……本人实在无法可想……只有看上级酌情处理。……（注：目前我儿子仍然不能让动自穿自食呢）。”

    这段文字是根据影印件来的，一些字很难辨认，因此有省略，但大致意思是：自己的问题老找上级麻烦，不好总向上面伸手，他自己也已经是难以出口；儿子一直跟随着服侍，自己想动想自穿自食还是不行，儿子也不让动。这就是一个老共产党员的思想和境况，人家已经到了如此地步，还时时不找领导的麻烦，向他们伸手，这是种什么境界？说好的是高风亮节，是大忠；不好听的是大愚，是无用无能太老实。看完这段话，真正可以说是让人食不甘味、卧不安枕呐！
    1978年平反时，补偿给他的钱最多，可那又有什么用呢？好好的一个人被逼供信致伤致残，他那后半辈子将会饱受怎样的煎熬？度过那些漫长的岁月，不仅是他自己，而且也是他的家人们心中的一个永远的伤痛！过去被逼供信的场面，会一直象恶魔的影子样笼罩在他们心灵之中的！
     徐宝友  这是一个在乌石公社食堂有20来年工龄的老人，当炊事员也是领导关照，因为他右腿烂成了个瘸子。说到他自己，他就气不打一处来：
    那时乌石公社也闹两派，妇女主任孙凤英因丈夫张明道在夏村当书记打倒，牵累她被安排到西溪大队，年把年都不得回来没有派性外，公社书记张梓徐一派人少，武装部长一派人多些。打从书记张梓徐在秧溪开会回来，另一派人就说他在食堂烟囱里埋了黑电话，把他抓去批斗、游街，嘴里还含着一根牛栏的稻草。
    徐宝友因为跟公社书记张梓徐关系不错，知道许多底细，人家为了夺权，就拉他进人家那一派，被他拒绝不干。打这得罪人家起就给他自己埋下了祸根，晚年日子过的甚是艰难。比他后去，工龄没他长的炊事员都办了退休证，拿到退休金。他呢？劳动局长派人去乌石3次，公社就是不给他办，还打电话到县里信访办跟主任说，“乌石的徐宝友去找你签字、盖章等别给他办”。
    他说了不少在乌石清队中发生的一些零碎见闻：
    陈承祖被抓的头一天晚上，不知是鬼附体还是怎么搞的，天没亮就起来在公社院子里自言自语大声说，“扇阴风点鬼火，文化大革命最后一个个来收”！也不晓得他说谁，结果却把他自己给收了去。
    清队时，公社里的电话由武装部长一个人接听。有一次，公社干部项希尧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连夜翻墙跑了。接着，公社出动几百人搜索，乌石那大河滩的斑茅丛里都有人在找。运动开始，都是公社里人相互内耗干的，后来他们又一个个的被逮捕关押被怀疑，如张梓徐、陈承祖、陈秀林、项希尧、王成义等。
    被抓的人中，不少胳膊都捆生了蛆，陈士宽就是一个。专政大队的人就把那些人象端午粽子样串起来，押着他们去乌石大河洗澡。那些人在河里洗澡时，就用手去捏、捉滚动的小蛆，人见了，身上不仅会起鸡皮疙瘩，还都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
    曹国柱是个大胖子，死后还扎了草菩萨，讲他是畏罪自杀，批斗时用刺刀刺，惨无人道，灭绝人性，跟日本鬼子差不多。年纪轻轻被活活搞死，就用四块板钉钉，放在一个干粪窖里。1969年春平反后他带曹的儿子去检精，因为天冷，尸体还没腐烂，没有气味。他找了个地方，把曹国柱重埋了，用石头简单的堆起一个坟头来。
   牢里人哪吃的饱啊！别人吃剩下的烤山芋皮掉在地上，都有人把它拣起来吃了。
    徐宝友9岁放牛，7岁死父亲，清队后期也被抓去批斗。在大队批斗那次，办案人员说他“讨饭出身，小时睡着金丝稻草（稻草是金黄色），丢掉青竹竿（指讨饭棍，）忘掉讨饭时”。意思讲他好了伤疤忘了痛，居然参加“反革命”，与大救星共产党作对。
    批判历来就有随波逐流的，也有跟风搔痒的，更有别有用心的，我党的历史是一部政治斗争史，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前提之下，谁人都被整，谁人都整人，这是一个惯例，也是一个事实，但是，不能简单的说，凡是整过人的人都活该以后被整，用封建迷信中的因果报应来解读历史显然是十分滑稽的，也是不科学的。
    汪木水  是乌石公社人，职业理发。当年说他在家收发敌台，是反革命集团的联络人。他在关押审讯期间，办安人员简直就是头猪，将他的十指全部钉上竹签，导致其十指全部化脓、腐烂、指甲脱落。平反出狱回家时，还把脱落的十指指甲装了满满一火柴盒带了回去，那既是为自己及家人留作纪念，又是无言的、血泪的控诉。由于双手残疾不能干理发老行当，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都很差，晚景凄苦清冷。他也曾想随陶自桃去北京上访，但因其他原因和其手指多有不便，只好半途而废。
    乌石长芦大队的许文庆关了个把月，也捆了，一年后就因身体摧残而死，其妻子是当时造成精神病吊死，家里有4个小孩：1978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剃头，一个读书，一个劳改即将回来，一个在家劳动，只给13岁的孩子定期补助每月10元，直到18岁独立生活。
    乌石长芦大队还有个郭玉山，当时办案人员对他搞得早也搞得厉害，有4个多月被捆绑，给打的都不能动弹。1969年放包袱后不久，他就被迫背井离乡去了江苏安家落户，乡亲们都说当时走的那个情景是十分的可怜，不少老人和妇女落下了眼泪！

    参与者  1968年的事情快近40年了，当年冤案的很多参予者和制造者也和受害者、蒙难者家属一样至今仍不能忘怀，那是他们此生的痛楚，一辈子的心病。在他们内心深处，过去的人和事仿佛是一只硕鼠，时时刻刻都在吞噬着他们的灵与肉，使他们无法消停并永难抹去。平时与人交往经常留意话题，从不触及自己的伤口，把自己禁锢在层层包裹之中，一般人是很难接近并与之进行深层次的交谈的。
    虽说，时间象一位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口愈合，使绝望的痛处消减，使某些不可抵御的感情沉寂、默然。但正因为，时间又是一条河，一条流在人们记忆里的河，一条生命的河，所以这些人对那些敏感话题都讳莫如深、缄口不谈，实在回避不了时就搪塞几句，不是推卸责任、固执己见，就是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
    2006年6月21日上午公检法专案组78岁的A××讲他看到有人搞逼供信时说：“我们公安从来不这样打犯人的，不能这么搞的。但公检法军管组组长是121部队保卫股股长，人称黎股长，他说‘他们是反革命，不要紧’。1969年在县工会办学习班，我在会上指出是军管组黎股长讲过那句话。不过，黎股长人不错，当即承担责任，说话是他说的，不象某些领导把责任推给群众，推给下属，自己不挑担子……。”当涉及案件真假和是否为“扩大化”问题，他坚持说有那么4～5个真反革命，案件应该是“肃反扩大化”了。
    2006年7月25日上午公检法专案组的B××是这样表白的：“刚开始派人下去时，在县里开动员大会，军管会头子说‘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跑一个’的。可1969年在县工会办学习班，县里把受迫害的人都召集去，就是搞我们，他们自己没事。那个年代是不该死的死了，该死的没死，有几个占了便宜，还在，我就不说了。”
    可夏村专政大队队员江金南却是一个例外。2006年7月11日那天上午，天上下着大雨，四周一片灰暗，年已72岁的他，面色凝重中微带苦涩与无奈地透露了一些内容：
    他到湾里陈学校搞看守，专政大队长是一个姓陈的，这人够狠毒的。他们搞看守的是一批一批的轮换，一批结束就换另一批，走的人要找大队长批条子，拿着条子回去，生产队、大队凭条子给你记工分。他们的生计全捏在大队长手里，哪个对敌斗争不够狠，大队长就会给你穿上小鞋，因此，去的人一般都很卖力气。
    他们看守的职责是押解、防跑、检查饭菜、送饭菜。当时，他负责送的是夏村疏日福，税务所的汤立占、胡平，还有孙兴复和老公社书记张明道。这些人都被关在学校的楼上，他们看守人员也都住在楼上。三高教师蒋增烈没有关在里面，在外面打杂，自己舀饭自己夹菜吃。江金南他曾跟疏日福、汤立占、胡平几个人说：“这几天是我值班，晚上我给你们把铐子下了，只要你们别干坏事（主要是跑或者自杀）就行了。”为此，疏日福还当面跟他讲：“你这人不错。”
    可让他感到最受不了的，是社会上传言朱本秋之死与他有关，他那会儿的心里是吃了河豚，百样无味。他说朱本秋原先不是关在湾里陈学校，而是关在夏村上街头苏大嘴屋里，后期才押解来的。他们看守是换班的，他走时朱本秋还在，接班的是谁他说就不提了；再说他与朱本秋往日无冤今日无仇，害他干什么？不服和吃惊，都无助于改变发生了的事情。言及于此，他就再也不愿多说了，在朱本秋这件事上，他是有口难辩，跳进黄河也难洗得清的，嘴长在别人脸上，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谁能去阻挡得住呢？还不如顺其自然、听之任之，反倒使自己心境免去诸多烦恼。这就叫“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是啊，事隔这么多年，当年的那些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谁又能去说得清辩得明呢？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人世间的事物是那样的短暂、昙花一现，人世间的生命又是如此的脆弱、渺小、不堪一击。如果大家都去看重某点高低进退，去计较某个得失荣辱，那这人活得不是很累么？这活着岂不是跟死了差不多的吗？不过话又得说回来，要想活的不累，但得有个“活得不是很累”的环境啊！君不见树欲静而风不止么？唯有建立法治社会，人权得以保障，才能活得不累，百姓才能得以休养生息，也只有如此才能国富民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