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陶自涛

    陶自涛，1937年出生，1958年～1961年在浙江湖州0080部队二支队炮兵连服役，1960年入党。服役期间因演习腰部受伤，1961年退伍后安排到原夏村公社任武装部长，后调至乌石公社任武装委员。1962年6月4日夏村区委会“关于调换乌石公社武装委员的报告”，将共产党员原乌石公社武装委员（即武装部长）陶自涛的职务免去，其中主要问题是不该娶了成分不好的陈士宽之女为妻，现在不算个问题，那时候重视成分，可就是个大问题。
    陶自涛就这样回家务农种田种地去了。1968年清队，又因为其岳父陈士宽是官方反革命组织“劳动党”名单上的骨干分子，作为其女婿的陶自涛也就势必是在所难免，属于清队之列。很快陶自涛的党籍就被开除，人也被抓捕关押，接着便受到了非人的折磨。
    太平县人保组审刑字（72）15号文件才对他及陶自友免予刑事处分。陶自涛出狱后因党籍、身体等等问题写申诉信给上级党委或党组织，或亲自上访找有关部门和领导，不是被冷眼看待，就是让人赶出门，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顺利召开，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地拨乱反正，进行平反冤假错案。这一消息传到了船渡，陶自涛看到了希望，他找人书写材料，要求原太平县革委会给予平反，但出于种种原因上面一直没有给以答复。
    1978年8月份陶自涛通过广播又了解到，中共中央在北京设立了上访办公室，有专人负责平反冤假错案。在此之前，他将申请平反的材料寄到了中共安徽省委，省委收到材料后，便将材料经池州地委转发到太平县革委会，但县革委会为了掩盖事实，逃避责任，欺上瞒下，始终没有答复，而原乌石公社革委会里有些人扬言，“谁上访就整死谁”。万般无奈之中，他先后秘密找到了解事实真相的原乌石大队黄会计、以及原船渡小学的谭老师，由他（她）们代写申诉材料准备到北京上访。
    陶自涛与乌石同是受害者的汪木水、苏大炮（此人真名不详，据说他解放前曾给中共沿江中心县委书记杨明同志当过警卫员）去北京上访。由于当时形势紧张，不能公开，一切行动都是秘密的，因此，陶自涛只凑到52元钱和10斤粮票。
    9月中旬，为了掩人耳目，陶自涛对外一律称给在焦村的表妹建房。他和汪木水、苏大炮三人步行到桃源，坐上了去太平至贵池的车。9月19日再由贵池乘轮船去南京。到达南京后，经打听，汪木水因参与文革造反的派系斗争上访无望，一个人不辞而别；苏大炮也打听到复员问题由原部队解决，也就改道前往了福建。
    至此，陶自涛只身一人去了北京。
    当时全国各地上访人员很多，到处是人，在中央驻地等了三天，找到了国务院上访办公室并递上材料。办公室经分类，指出他的此类申诉材料应由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核查。陶自涛又经多方打听，终于找到中共中央组织部上访办，中组部收到申诉材料后，经研究批示此案由中共安徽省委核实上报，要求给予落实解决，并在申诉材料上加盖中共中央组织部印，让其回省里等待。
    返回的路上，由于没钱，陶自涛在北京忍饥挨饿，露宿街头。到合肥时已经没有什么钱了，只好用月票混上车。谁知途中查票，无奈之中方拿出中组部证明，经列车长特批总算到达合肥。在合肥找到省委上访办公室，接待人员看过证明，告知已收到中共中央组织部批示，此案马上组织专门人员审查，由省委组织部负责落实。这之后在原省委书记万里同志亲自过问下，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终于真相大白。
    由于到北京上访的原因，陶自涛在乌石是最后一个平反，且没有任何经济补偿。
    陶自涛的一生平凡而伟大，由于在服役期间受伤，加上1968年的捆绑吊打多日，腰部老伤时常发作，常年腰疼，最终导致肾脏功能衰竭，并发高血压症，于2005年元月病故，终年69岁。
    关于他去北京上访的其他一些情况至今已没人知晓了，很多当事人都已不在人世。只听他儿子没头尾的说了几句：他父亲动身出门，只有他母亲和舅舅知道，其他的家人都没告诉，更别说他们这些做子女的了。他父亲为了隐秘，没有在家门口上车，而是从船渡步行至桃源搭车的。一路上历尽千辛万苦，为了上火车，有一次连爬7节火车底下的铁轨，然后才穿越到即将要开的火车上。没有钱，就挤火车，他父亲时常猫在车站剪票口，瞅准车站剪票口关门的一瞬间冲进去、挤上车。那时只要能挤上车，车里就有水喝，就能到达目的地。
    谈话间，其子拿出保存至今的几张票证，通过这些票证，他父亲去北京上访的大致路线应该是这样：从船渡家里动身步行——桃源乘汽车——贵池坐轮船——南京搭火车——天津转火车——固安上长途汽车——北京由站台爬上火车——芜湖汽车——繁昌——太平汽车——船渡。
    事后从车船票看，陶自涛先由南京坐火车赶往天津，经天津又乘火车至固安下车，接着再从固安来到了北京。这些都是9月21日这天的事，陶自涛可以说是马不停蹄地连轴转，他为什么选择了这样的一个舍近求远的路线？这恐怕永远是个迷了。另外“繁昌——太平”不能确定，没有相关车票来左证。
    就这样，经过他父亲不懈的努力，最终才换来党籍的恢复和政治生命的清白，
    对他父亲来讲，什么生活的艰难、身体的摧残倒都已经是在其次。1979年2月26日太平县人民法院以院刑字（79）第012号文件形式发出“关于撤消太平县人民保卫组审刑字（72）15号批复的通知”，对陶自友（也是船渡人，中共党员，前面的一些材料上提到过次人，他同样是被诬陷的反革命分子）、陶自涛予宣告无罪、恢复名誉。1979年3月初中共太平县委以（79）36号、37号文件分别决定对陶自友、陶自涛予以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名誉。
    这里只所以讲述一段陶自涛去北京上访的事，主要是与下面所要讲的章节有关，请细心的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
    陶自涛1978年9月19日从家里出发去北京上访，然后才有下文1978年二次调查组进驻乌石及平反昭雪这么一个前因后果，这前后是十年的时间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