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1968年“乌夏事件”距今已有40个年头了。《乌夏事件纪实》中涉及人名有170~180个,除去1969年“放包袱”时已死去1/3,2006年12月31日止时又故去1/3,剩下来的也只有1/3了。这便是我之所以忙里偷闲、火急火撩、马不停蹄地去查阅、走访、记录、拍摄、写作的原因。 回顾乌夏地区的“事件”有五重大幕:开始、发展、高潮、上访、平反。这里面无不充满着变数、玄机、惊险、无奈、恐怖和血腥;无一不是正与邪、是与非、白与黑、民与官、生与死的较量和斗争;其间不少的人和事至今仍让人声泪俱下、伤心欲绝、心灰意冷、拍案而起,而且在我脑海里永远的挥之不去、铭记在心! “乌夏事件”为什么持续时间这样长?发生范围这样广?受害群众这样多?并且发生了那些离谱、稀异、荒诞之事:诸如李良佳的背黑锅,叫汤泽生交代问题要从“8岁开始”,为诈骗钱财搞“劳动党”组织,逼尼姑改嫁,男人自戕子孙袋,张全富和孙兰华三番五次去寻死,孙和尚吞铁钉巧合未死,疏日福没兄长非给人家强加一个哥哥,陶胜春、陈承祖、曹国柱、朱本秋4人被活活用刑死亡,投案一片红,还有……你也许会感到很不正常、颇为鲜见的,但你要知道那个事件的发生既在情理之中,又是出乎情理之外的。 说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出乎情理之外”问题,就势必要牵涉到对“文革”作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和发动领导它的毛泽东的评价问题。笔者才疏学浅,能力和水平有限,不可能对其作较为深入的剖析与阐述,只能针对 “乌夏事件”这件事去就事论事而已 文革初期,毛泽东对于一些地方大搞崇拜活动很反感,曾明确说过:“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指林彪)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对全国各类塑像,毛泽东当面指责黄、吴、叶、李、丘:“你们睡大觉,让我四处站岗。”1967年7月5日,毛泽东明确表示:“此类事情是劳民伤财,无利有害,如不制止,势必刮起一股浮夸风。”他要求加以制止,并对林彪说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非常不自在,抱着疑惑的眼光问道:“我的话真有那么管用吗?”毛主席还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由此人们难道还没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无奈吗?那些人是你说你的,他干他的,这样的事情毛泽东已经是很难左右或调控的,起码在短时间内是很难扭转的了。 俗话讲“学坏容易学好难”,又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社会上也有“上行下效”一说,就是“村看村,户看户,地方看中央,群众看干部”。这做人做事都一个样。北京中央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邓小平,迫害致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编造“二月逆流”事件;下面就噼里啪啦打砸抢,你来我往抢班夺权,县、公社、大队干部靠边站,无中生有“乌夏事件”。你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他说“红棍子不是吃素的”;你说“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他说“吴国平是个老反革命,他所到之处必有反革命”;你办案要重证据,他却是“抓来一审,(证据)不就有了吗”? “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提出过一些正确的重要思想;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重用过林彪等人,也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他重用过江青等人,也对他们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对党后来顺利地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起了重要作用,等等。 无须讳言“乌夏事件”的发生,不说国家为此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慰藉、弥补、缝合、抚平、修复那场运动给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受害群众所带来的身体的伤害、心灵的创伤,以及给党和人民群众之间血肉相连的关系、鱼水情深的感情所造成的破坏;光死、伤、残、疯就有那么多的人民群众,一些幸福美满的家庭破碎,一些妇女失去丈夫后拖儿带女过着非常艰难的日子,一些孩子从此没了父母成为孤儿等等等等。这一桩桩、一件件事实,就足以说明“乌夏事件”的血腥、丑恶、凶险、荒诞,说明“乌夏事件”是个冤假错案,说明这个事件是不得人心,必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人民群众也是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无须讳言,把“乌夏事件”放到1968年那个大环境、大气候之中,人们就不难透过这个事件并追寻到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那就是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有着关联,与当时国家法制松懈、极“左”横行、人治占上风不无关系。 胡锦涛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骄傲,是中国人民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在为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一生中,毛泽东同志表现出了一个伟大革命领袖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炉火纯青的斗争艺术和杰出高超的领导才能。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和敬仰,而且也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的敬佩。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实践和光辉业绩已经载入中华民族的史册。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精神,将永远鼓舞着我们继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 所以《历史决议》否定“文革”,应该说否定的是文革期间一些与文革初衷背道而驰的错误做法,否定的是各类坏人在文革期间的破坏捣乱,而不是否定文革的初衷,否定文革中发生的一切;更不是否定毛泽东。 由此亦可见:“全盘否定”“文革”和毛泽东,既非科学也不是正确的历史观!我们也完全没必要要谈“文”色变!历史就是历史,不管它是怎样的历史。我们都无法否定和回避。今天的时代,都是历史的延续——今天是明天的历史,明天是未来的历史。对历史,不能仅凭个人感情或阅历去一概而论,应当跳出个人恩怨的是是非非,站在历史、国家、民族与人民的角度去评价,才能比较客观公正。 笔者写这个《乌夏事件纪实》,也正出于这个想法而去努力为之的。当年放包袱销毁材料时,笔者的父辈名字已骇然出现在所谓的“反革命”名单上,只是再迟一点就有性命健康危险了,但毕竟没有遭受行刑摧残;笔者本人也还未成人。因此我们家或我个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受害者或整别人的人,更谈不上跟谁有什么私仇恩怨了。换言之,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其历史都应该是真实的、全角度的,光有正史不够,还应有野食辅于补充,它不仅应大写特树历代英雄,让其祠于庙堂、彪炳千秋,,同时也应对那些属于时代留下的天灾人祸、经验教训秉笔直书,让人们铭记并思量。 庄子在《逍遥游》中讲道:“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竟。”话里的意思是开导人,受到称赞时不得意,遭到责难时不沮丧,说的是一种心态,一种境界。你只要觉得自己的言行能够对我们的国家、民族、人民和子孙万代,有好处,哪怕是只有一丁点的好处,就应该尽心尽爱、全力以赴地去践行。因此,不做大事做学问,不慕神仙爱梅竹,成为我此生所执著追求的志向和情趣。在我的潜意识里还有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思想,诚然,这“功”呢?则不封顶,没有也行;“无过”是底线,底是一定要保的。 感到欣慰的是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今天,胡绵涛总书记最近又教导我们:“人有嘴巴就得讲话”。我想,总书记都说了要讲话,让人讲话,讲真话、讲心里话应该成为中国的风气。老百姓有没有讲话的意识而不是群体冲突的意识、当局能不能给老百姓讲话的空间而不是压制,这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针之一。胡锦涛提倡有话就说,让人说话的随和风气,这才是形成和谐环境的基础。转自8 感到欣慰的是在此书即将杀青,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与采访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中外记者见面并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悖离的。我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社会主义民主是什么?我可以明确地说,社会主义民主归根结底是让人民当家作主,这就需要保证人民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权利;就是要创造一种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就是要在平等、公正和自由的环境下,让每一个人都得到全面的发展;就是要充分发挥人的创造精神和独立思维的能力。……说是100年不要民主,这是你误解了。我是讲社会主义由不成熟到成熟,由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实现两大任务,推进两大改革。两大任务就是: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二是推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特别是让正义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我们坚信:在以胡锦涛主席、温家保总理领导下,以法治国、以人为本,一个和谐安宁创新型的法制社会,将展现在世界面前;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日渐进步成熟,象“乌夏事件”这样的冤假错案只会是越来越少或者是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今年是“乌夏事件”40年了,我将《乌夏事件纪实》这本书奉献出来,谨以此书祭奠在“乌夏事件”中冤死的灵魂。此书头尾虽历经3年,但它决非是老照片的翻拍复制,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地方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比如:失真、遗漏、夸大、姓名地址有错、年月日误差,等等,希望大家能给予谅解、批评、指正;同时对3年来一直关心、帮助、支持此书的写作和出版的人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徐 锋 2005年11月起意酝酿、查阅收集史料、走访当事人和亲历者 2006.7.30提纲成型 2006年9月30日初稿 2007年1月10日二稿 2007年7月1日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