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清队时期作者还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亲眼目睹了这起大冤案给这个皖南腹地的小镇上的人们所带来的灾难与不幸。
    法西斯逼供信造成了惨烈的场面，使那时作者稚气童年的心受到巨大冲撞、震撼、哀伤。几十年来如负沉重的十字架，总想把他写出来，作为一种悼念，一种启示，一种警戒……
    鲁迅当年写过《为了忘却的纪念》悼念柔石、殷夫等人。自叙纪念的目的是为了忘却，这其实是反话。《乌夏事件纪实》作者却不是这样，不是为了忘却，而是为了更长久的记住这个沉重的血的教训——不要在今后的历史里重演。柔石、殷夫等人悲剧与作者写的这个惨剧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也不可同日而语；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都是蔑视法制，蹂躏人权的必然产物。
    作者不是具有深刻思想的人，不能从哲学、政治的理性思维角度去探讨，反思那样的冤案，那样的惨剧何以会发生在毛泽东治下的中国农村。
    作者也缺少胡适那样的“上帝尚且可以批判，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那样的胆气。
    作者只是宽厚善良，有一颗正义感强烈的仁爱的心。要把他耳濡目染的大惨剧作客观的描述。掬一瓣心香以祭奠那些屈死的亡魂。
    作者不是大手笔，这叙述只能是白描勾勒；不能象那些有手段的行家里手，用姹紫嫣红的巨笔去涂抹得那样色彩斑斓，可能要叫那些生长于歌舞升平，又沉湎于物欲的现代青年们的失望了。
    但又因为是实话实说，具有皖南本地语言色彩的表述，又值作者的文字有生动、形象、传神的一面，而别具一格。
套话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虽是套话却也是实情，倏忽之间，当年稚嫩的少年也已过了“知天命”年岁。“人生几回伤往事，江山依旧枕寒流。”趁着记忆还算鲜明，趁着精力还没有衰败，作者利用公休、节假日，早早晚晚，颇费了大力气，撰写了这部纪实文字，用佛家语说“功德无量”。目的也很简单：告慰不幸蒙难的屈死灵魂们于地下，警戒后来的施政者要有仁爱之心和必须以法治国，给历史留下一块小小碑记——历史上不仅有秦的“焚书坑儒”，明的张献忠祸蜀，满清入关后的“嘉定之屠”，“扬州十日”，国民党的“渣滓洞”、“白公馆”，有解放后的“反右”、内人党“、”五一六“，还有”乌夏事件“……

                                                                                     一位受害者的感悟

                                                                                           2007，4．1